非法经营罪规定的意义

非法经营罪是我国在1997年进行修订刑法时。新增加的一个重要罪名之一，是我国经济类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自该罪名诞生之日起,刑法学界对非法经营罪的争议就未曾停息。

首先，就其行为方式而言是多种多样的。具体详之，它可以分为一般条款和兜底条款。即一般条款包括：
(1)非法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
(2)买卖进出口许可证或原产地证明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3)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这三种情形。

非法经营罪行为的兜底条款则表述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其次，就非法经营行为的对象而言。它不仅包括专营专卖物品、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或其他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等,而且也包括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擅自经营国际、港澳台电信业务等等。对这一行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司法实践能够准确认定该行为服务的。因此,明确划清非法经营行为与走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以及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行为的界限就成为必要。只有科学、明确的划清了非经营行为与其相邻、相近的其他行为的界限,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司法实践。

非法经营罪，是指【非法经营罪】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的犯罪：
(一)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
(四)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从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名中分解衍生出的非法经营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采用了叙明罪状表述，并以列举的方式作了具体规定。但是非法经营罪仍然保留了“口袋罪”的某些特征。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之规定，在尚无立法解释加以限制的情况下，显然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条款，从而给司法机关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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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订刑法的过程中，对于取消投机倒把罪之后，是否需要在“非法经营罪”中留这么一个小“口袋”，曾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新刑法要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范的明确具体是罪刑法定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新刑法分则中不宜再规定“其他”之类不确定的罪状内容，这也符合对“口袋罪”进行分解使之具体化的初衷。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要取消类推制度，对“口袋罪”进行分解之后，如果对某些罪状规定得过于确定、具体而毫无弹性，对各种犯罪行为又难以尽列无遗，特别是在经济犯罪形态发展变化较快的经济变革时期，倘若有的条款一点“口袋”都不留，可能不利于及时打击花样翻新的经济犯罪，也不利于刑法典的相对稳定，因此有限制地设置一点“其他”之类的拾遗补漏条款还是必要的。新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正是更多地考虑了后一种意见而设置了第四项内容。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刑法改革的渐进性和传统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对修订刑法的深刻影响。
新刑法实施两年来，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非法经营罪的“口袋罪‘遗传基因已经逐步显现。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之规定正越来越多地被援引，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具体规定的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由于”经营“的含义相当宽泛，生产、流通到交换、销售等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能属于经营活动，因此，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在实践中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是，中国刑法毕竟已经步入罪刑法定的时代，灵活性必须以原则性为基础，任何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刑事立法与司法都应当尽力避免。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非法经营罪的本质特征，正确阐释和适用该罪条文第四项规定，防止非法经营罪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原则的根基，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