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记者・2009年1月中
56 广电视听
● 崔风华 纪实性电视专题片的结构把握 话语之中的权力关系 深度报道多是针对某一敏感、重大的事件或问题进行的,必然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因此,新闻话语中除了媒介机构组织和记者个人的倾向,还有权力关系的隐性或显性的介入。电视深度报道在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同时,也必须是老百姓的“传声筒”。它必然是在相关权力的干涉和介入之下,实现其独具特色的新闻话语表达,其中牵涉到的各种权力力量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博弈,左右着电视深度报道的话语走向。 但权力关系对电视深度报道的介入,在话语表达上是一个不露痕迹和自然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福柯的言论中窥探到某些相通之处——“权力只有掩盖自己的重要部分,才能让人们容忍它,这种一般的和策略性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④在电视深度报道的理念演 进中,在舆论生态的理性构建中,记者正是通过各种话语形式的磨合和曲折发展,实现着它对权力的批判、维护和重建,在话语的夹缝中生存,进而期望平衡各种利益和声音。 综观当下深度报道的舆论生态,在整个弥漫和渗透着权力因素的话语介入中,以下诸多问题需要正面审视:记者是否在无意识中破坏了原本脆弱的话语平衡,是否在不经意间侵犯了公共权力之外的个人隐私,是否以一种相对温柔的话语方式来演绎“暴力消费”,是否以一种感性的影像力量来触碰司法底线,是否将取证过程建立在某种普泛的道义之上,是否将调查结果建立在某种错乱的程序之上……如果说某种权力独立于司法和监管之外,完全建立在某种无节制放大的责任力量和道义优越感之上,那么这种权力就仅仅体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盲目崇拜和自我陶醉,势必影响 到记者作为新闻事件“第三者”所必须保持的“公共距离”,最终损害的恰恰是媒介自身的公信力。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职业记者必须认真反思和总结的伦理规范,这不仅是当下意识形态对媒介功能定位的政治要求,也是记者对既定舆论环境和话语空间的本能适应,以及对自身生存底线和话语介入的理性探索。 注释: ①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②蔡敏:《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现代传播》,2002年第6期,第5页 ③皮埃皮・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 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④梁鸿:《话语、权力和主体——关于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的理论分析》,《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第78页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 纪 实性电视专题片又叫电视纪录片,是一种很能体现电视特点 的节目形式。这种节目形式一出现,就以其特有的纪实性、故事性以及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更成为众多电视人探索创新电视表现手法的首选。一个纪实性电视专题片的特点和风格,起步于编导对所拍摄对象和内容的筛选,最终形成于片子的后期编辑阶段;而在后期编辑的诸多要素里,最重要的莫过于对片子的结构把握。 纪实性电视专题片以真人、真事、真情、真景为表现对象,不经过虚构加工, 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以无可争辩的真实性感染、激励、启迪观众。在前期拍摄时,长镜头和同期声的大量运用,使得几乎所有的节目编导在拍摄纪录片时都会有意无意地加大素材的拍摄量, 以便在后期编辑时能够有的放矢,避免因素材不足导致二次拍摄。所以每当前期拍摄完成后,留给后期编辑的是一大堆的原始素材。这时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条片子怎么编?素材如何取舍?这就我们常说的纪录片的结构把握问题。 纪录片的结构是指镜头如何编排、段落如何组合、如何进行叙述等表现状态。纪录片结构把握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纪录片的整体把握、全篇的布局、文体的造型,包括对整个片子的主题思想、制作形式、风格特点的把握;二是片子的组织结构、内容构成,原始素材的表达次序和内在联系,也就是对片中相对独立的各个段落的把握。一个完美的电视纪录片,并不是简单的镜头罗列,而是要通过镜头的巧妙组接,传达给观众一个完整的故事及其思想内涵。做到一系列镜头相加的内涵超过各个镜头罗列的总和。电视中的叙事必然表现为一种结构上的形态,而作品的结构直接影响着叙事的感染力。 围绕中心多侧面地突出主题 一般来说,相对于其他的电视节目单体结构即三段式形式,电视纪录片多采用多层面结构或错落交叉的复合结构,这种结构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可观赏性,但也对片子的结构把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观众看起来清晰、顺畅,而且要层层递进、内容深邃。平铺直叙、堆砌材料或一览无余的表述,是无法吸引观众的。这就要创造性地组织素材,用独到的声画语言结构来表述主题,才能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作品。2002年夏,笔者在创作《老人与路》时就深有体会。当
最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真实,最好是纪录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