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近代化的进步如此慢

所谓近代化，在欧美各国就是资产阶级通过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中国的近代化,并没有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的近代化，亦称之为‘现代化’，指从1840——1949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无论是现代化，还是近代化，归根到底是在近代中国决定承担近代化任务的主要载体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因此近代化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化。”[1]
一、洋务派引导的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发端
洋务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和当时世界近代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终于在此时付诸实践。
洋务运动的推动者不想太多的去触动传统思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传统思想的信徒。那时保守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不在根本的思想认识上，而在于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做法上。例如，对于铁路的不同态度。当然，与保守派相比，洋务派还算进步的，他们毕竟睁开了半只眼睛，主张“师夷之长”，尽管这种“长”完全是技术性的。但是，洋务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传统文化，这才是洋务运动失败，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极为缓慢的根本原因。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2]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3]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正在进行中的缓慢发展的中国近代化突遭打击，这就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4]。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实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5]，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表现在：
（一）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环境下开始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断强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文明示范的刺激，发生了洋务运动。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6]。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7]。张之洞在筹办广州织布局时同样也说：这是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8]。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二）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民族意识的增长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许多洋务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他们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加快发展工商业的速度。郑观应针对官办工商业运用封建衙门式经营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办而用商办”[9]，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族工商业。他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他提出“商战”口号，激励人们扩展工商业：“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10]他因此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1]。显然，在“商战”的口号里，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此外，洋务知识分子还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过去，封建统治者认为海外华侨是“自甘化外”，对他们的悲惨处境不闻不问，漠然置之，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予以保护，使“免受许多欺凌”[12]。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三）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
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完全成功的近代化运动，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此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各地先后创办了大约20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现代军用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还创办了40个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此外，洋务派还修筑了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公里，架设了沟通全国主要省份的电线数十条，基本上形成了全国的电讯网。这些成果，不仅包括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引进，同时也催促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的生长，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中中国涌现的新生事物。万事开头难，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开路，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现代军事和民用企业、电讯交通等，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而推迟的结果就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像朝鲜那样由外国侵略者越俎代庖、“不变亦变”而“权操诸人”的悲惨局面。
洋务运动带来的这些思想上、生产方式上、管理上的经验等等不仅是推动了社会向前的发展，虽然很缓慢，不过它与接下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却有着很深的联系，可以说是直接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出台。
二、维新运动虽然早产，但其在中国政治层面的近代化进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在国将不国的情况下，年轻的举人，年轻的知识分子依靠自身的爱国热情开始了对时政的抨击，在他们不断与新事务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产生了新思想，变法的想法也应运而生，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在百日之内就被打击下去?我认为，维新变法运动作为一个层次性高于洋务运动的近代化活动，它的产生母体却是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遭到甲午战败的打击逐渐消沉，这就出现了维新运动的早产。究其生命力短暂之原因，主要在如下方面：
（一）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使维新派走向孤立
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对此二书，顽固派攻击康有为“新学伪经证其本是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意之志”、“假事王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是灭“圣经”，“乱成宪”的叛逆行为，要求将该书毁版，将康有为处死。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13]。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彻底分裂了。
（二）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基础，但基础相当薄弱
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14]，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15]。　　
（三）组织上不成熟，使本已摇摇欲坠的维新运动加速趋于失败
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16]，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认为仅从器物方面学习西方，而不采纳其政治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他们主张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中的长处，以君主立宪来替代君主专制。当然，戊戌“新政”的措施还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百日维新”的诏令中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和鼓励发展工商业，设立路矿总局，兴办铁路和矿业的措施有利于经济近代化，而裁汰冗员，取消重叠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的措施和设立制度局的构想则促进了政治的近代化。
维新派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他们鼓吹变法的首要目的却是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在历次上书中，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进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外强的侵逼。短暂的戊戌变法没能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但它仍具有重要的爱国救亡意义，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戊戌变法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戊戌变法则是要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它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更是符合世界近代社会的发展的大趋势。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确的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如此可见，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是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的，它上接洋务运动，下启清末新政，那些站在时代前列的领导们，他们的变法主张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并推动着中国的近代化向前迈进。
三、清末“新政”的出台使近代化程度涉及到教育、政治等多个层面
清末“新政”于1901年1月拉开帷幕时，八国联军已侵占北京五个多月，此时清政府正忙于同列强谈判议和，围绕着于该年9月才订立的《辛丑条约》，就惩办“祸首”及赔款等问题讨价还价，因此在“预宪立法”中未见挽救民族危机的内容是很自然的。该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今者，恭奉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看来清末“新政”尽管出现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但它兴起的原因不是要解决民族危机问题，而是在“严禁新旧之名”的前提下寻找改革弊政之方。
清末“新政”强调的是“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7]。因此，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是清末“新政”推行者所不断坚持的论调。尽管如此，由于“新政”的推行，许多改革措施的结果却与清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新式学堂的创办和留学生的培养，出现的是新式的知识分子群体；设厂开矿的实业热潮，增添了资产阶级的力量，立宪运动和挽回利权运动彼此呼应；清政府希望预备立宪能够使“皇位永固”、“内乱可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并有一定的实际成效，但清政府缺乏立宪的诚意不但使立宪派感到失望，而且又促成了革命风潮的高涨。清末“新政”的改革力度颇大，而且成效也颇显著，随着改革的深入，已突破了其出台之时只是“如琴瑟之改弦”的初衷。仅废止科举制度一项，就使其向被奉为入仕至宝的“四书五经”处于尴尬的境地。对此，我们不妨从教育和政治方面作进一步分析：
（一）清末新政一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是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
这一改革有三个特点：
1.逐步替代旧教育系统。1901年，清政府已着手改革科举，除立即废除武科外，下令从明年开始，文科乡试、会试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程式。与此同时，命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将原有的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以期逐步取代旧教育系统。1902年制定了新的学制，翌年又加以修订，尽管有种种不足，仍不失为建立新教育体系的蓝图。这些措施促进了新式学堂发展，实际已将年轻一代的教育逐步转移到新的轨道上。废除科举，水到渠成。
2.当机立断,废除科举。1904年，清政府决定用逐科（三年一科）削减名额的办法，十年内完成新旧教育的交替。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18]，要求立即废除科举。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一举解决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3.注意新旧衔接。废除一个沿用了一千多年关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制度，一旦作出决定，倒出乎意料地顺利。除新教育已逐步生长外，还有三个重要措施：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原有举贡生员尽量安排，稳定了数以万计的很难再进学堂的那部分士人；1905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游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分别“赏给”进士、举人；新学堂毕业生也得到相应的荣衔。这些措施解决了新旧教育的衔接问题，改革过程非常平稳，没有什么震动。
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在古代社会，知识阶层出路很窄，科举成了士子上升的主要通道。进入现代社会，这个制度的优长，已为公务员考试制度所继承；即使由于后来政权频繁易手，这一考试很不正常，中国向工商社会转型带给知识阶层的机会，也远非20世纪以前所可比拟。时至19世纪，文科举每科近20万考生，争夺1439名左右的举人名额，而中举后亦仅有1/3能得到一官半职。进士虽一般都能当官，但每科名额只有区区300名左右，仅与当时为了推广新式教育而办的速成师范，为改革官制兴办速成政法相比，数量已有天渊之别。问题在改革不够彻底，而不是忽视了传统。大学独立，思想自由，这是近代教育不可或缺的灵魂，却根本没有进入改革者的视野。海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改革瓦解了原有的凝聚力，是日后纷争的根源。其实，当时清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祖传的“凝聚力”，软硬兼施，可没有少花力气：读经占课堂教学总时数高达20%—40%；不准接触异端邪说，不准干政等禁令频颁；封报、抓人亦时有所闻。无奈历史进程要的已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制度凝聚，而统治者仍乞灵于思想管制和镇压。后来的曲折另有原因，不能归罪于改革。
（二）官制改革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开端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为指导思想的，这在1906年11月7日奕劻、孙家鼐、瞿鸿给皇帝的关于官制改革的奏疏中说得十分明白。奏疏指出：“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接着，奏疏深刻指出：中国“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一则权限之不分……，一则职任之不明……，一则名实之不副”[19]。正是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官制的弊端，奏疏中提出了三条对策，总的目的是“以清积弊、定责成、渐图宪政成立为指归”[20]。具体办法是：
1.为改“权限之不分”的状况，故“首分权以定限”。 “立法、行政、司法三者，除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拟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外，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 [21]。
2．为改变“职任之不明”的状况，故“分职以专任”。建议将政府各部门分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院。各部设尚书一人，侍部二人。
3.为改变“名实之不副”的状况，故“正名以核实”。将巡警归为民政部；户部更名为度支部；兵部更名为陆军部；刑部归于法部；商部改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慈禧及光绪除了对奏疏中提出的改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的意见不同意外，对这次中央官制改革的其余办法均表赞成。光绪在上谕中再次强调改革官制的目的“原为立宪始基，实行预备”[22]。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次改革一改自隋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三省六部制，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改变成了近代国家机构。重要的是，这一改革体现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进步原则，这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个大大的限制。清末中央官制改革代表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资本主义近代化。
可以这样说，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广泛而深刻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趋向的改革。推动清末新政的人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应用于中国政治舞台，试图演出君主立宪的政治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清末新政在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方面进行的改革，其作用不可低估。总之，清末新政是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广泛而深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新政的开始的目的不明确性更是从开始就决定了它失败的命运，虽然它还是推动了近代化的历程，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新政”领导们缺乏实干和真心，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这更加使中国的近代化布满了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