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孙中山先生是如何提出的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近代“文明”理念的倡导者。先生一生奔走革命，没有时间专门研究文化问题。但是，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大碰撞”时代，种种政治、经济问题有待他从文化上作出回答。这样，先生的著作中便留下许多关于文化问题的精辟言论。这些言论是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而发出的，形式上有些分散，但内容却比较完整，稍加归纳，可分为：一、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评价；二、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三、融会中西，走文化创新之路等等文化建设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后面还有一个时代性的理论前提，即：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在20世纪的具体环境中怎样区分“文明”和“野蛮”？本文仅就先生这一方面的言论和主张，稍加申述，以期有助于加深了解先生思想，有助于推进当前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

　　“文明”与“野蛮”

　　在孙先生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人在文化上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按照当时新兴的“文化人类学”的主张，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应算是“野蛮人”而不是“文明人”。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以说是一个怪问题。然而，在当时，却不失为一个严重的政治文化问题。因为，那时这种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它的具体形态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可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哪些民族当时发展到什么地步，即处在什么阶段，都各有不同的标准或根据，可以一一查明。根据这种标准，没问题，欧洲人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最上端，即文明的最高阶段，反之，其它民族则一律处于“半开化”或“野蛮”等等次低或最低阶段。这在当时几乎已为全世界所公认的阶段划分和尺度标准，那时住在日本的梁启超先生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中向国人介绍过。他在《饮冰室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一文中这样写道：

　　“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野蛮之人，二曰半开化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区分“野蛮”、“半开化”和“文明”的“标准”是：

　　第一、“野蛮”：“居无常处，食无常品。逐便利而成群，利尽则辙散去。虽能佃鱼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虽有文字，而不知学问。常畏天灾，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祸福，仰仗人为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权于己身，如是者谓之野蛮之人。”

　　第二、“半开化”：“农业大开，衣食颇具，建邦设都，自外形观之，虽已成为一国，然观其内，则不完备者甚多。文化虽盛而务实学者少；其于交际也，猜疑之心虽甚盛，及谈事物之理，则不能发疑以求真是。摸疑之细工虽巧，而创造之能力甚乏，知修旧而不知改旧。交际虽有规则，而其所谓规则者，皆由习惯而成，如是者谓之半开化之人。”

　　第三、“文明”：“范围天地间种种事物于规则之内，而以己身入其中以鼓铸之。其风气随时变异，而不惑溺于旧俗所习惯。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辟智慧，而不以古为限，不以今自画。不安小就，而谋未来之大成；有进而无退，有升而无降。学问之道，不虚谈，而以开创新法为尚。工商之业，日求扩充，使一切皆进幸福，如是者谓之文明之人。”

　　介绍完“标准”，他立刻反问：“我国民试一反观，吾中国于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梁启超先生的介绍，在国内思想界引起很大风波。

　　孙中山先生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呢？他对这种认识是从来不同意的。1913年2月，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申明：“吾中华民国，为世界上最伟大之国，土地人民为诸国之冠。”有人“谓中国为野蛮”，“实属大谬”。1914年6月，他在为一位友人所写的一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说道：“我中国为世界独存之古国，开化最早，蛮风久泯，人好和平，不尚争斗。”他用“蛮风久泯”四个字来表明他从来不承认什么中国人“野蛮”的无知说法。此事过后的第十个年头，1924年1月，孙中山在和一位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又一次这样说：“几世纪以前，中国为现代世界上各文明国之冠”，如“不以近代文明发达的情形比”，那么，它“却较西方各国的文化高得多。” 1919年夏天，他在呕心沥血地撰写他的大著《建国方略》时，又一次这样谈道：“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之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番，或来朝亲善，莫不羡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

　　由以种种材料说明，孙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不仅如此，先生英明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不仅列举确切事实论述中国人不“野蛮”，而且还列举事实，以慎重的态度和深邃的目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些自称“文明”或“先进”的国家，在他们国内和国际上，处处表现不“文明”的“野蛮”行径：一、在国内主要表现为“民生社会贫富悬殊”；二、在国际上表现为“强权争霸”。先生对这两种所谓现代“文明”掩护下的“野蛮”行径作过十分深入的分析，现根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王杰研究员所作的归纳，摘要转引如下：

　　对第一种，王杰研究员的归纳基本上是：孙先生指出：“社会问题是文明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著紧”，因为生产的发展，财富的骤增，造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肌体溃疡，因此，“社会问题在欧美积重难返”。对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先生的态度一向是鲜明的。但是，他认为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却“绝不能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言之，文明进步会生出“善果”与“恶果”。“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我们却是可以抉择的。他语重心长地说：“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作国民的国家，而且要作社会的国家，这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对第二种，王杰研究员的归纳基本上是：孙中山1894年在兴中会的章程中对西方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现象痛心疾首。十年以后，他对西方的“文明先生”以“施其殖民之政策”的实质揭露于国际社会，并严正指出：“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洲之日本与清国耳。”进而全球之视线，集中远东，“地大物博”、商机无限的中国，“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以供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为了达其野心，涨其胃口，他们悉心扶植“满洲政府为鹰犬”，“取我土地”。这样，他便揭示了西方文明中的“野蛮”与中国文明中的“奴性”相结合的奇特政治效应。可见，孙先生既充分认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又高度警惕它的“野蛮”性。

　　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

　　孙中山先生在驳斥中国文化“野蛮”论的同时，具体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异同。在这方面，他十分强调必须把人文文化、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区别开来。他指出：“我中国是四千余年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比及外国人者，只是物质文明”。他又说：“欧洲人之所以驾乎我们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假如我们“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固不逮甚远”，但是，“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因此，必须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然而先生却又不是故步自封的沙文主义者，完全承认：“欧洲一百年来的文化雄发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比中国进步得多”，因此才产生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先生进一步指出，分析中西文化的优劣和异同，目的是比较鉴别，取长补短，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优点，改变中国文化发展迟缓不前的现状，创造新的民族文化。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中山先生认为，在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时：

　　第一、必须注意文化的民族性，事事从中国的民情和国情出发。他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反之，“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一味地盲从附和，“迎合世界潮流去做”，这“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以至“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

　　第二、必须区别地对待西方文化，吸收其长处和对我们有利的一面。而避开摒弃其缺点和弊端。他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我们的学习，则是“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要“选择那些符合我们愿望的东西”，亦即学习的内容要服务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要学习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

　　第三、反对极端排外和盲目崇外的错误倾向。先生这样说：“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这岂不是又把事做过头了吗？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先生对本民族固有文化十分珍惜，主张继承传统并发扬光大之。他在辛亥革命后谈到新政权的建立，强调指出其原则是：“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后在论及民国宪法指定时又说：“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他极力反对盲目地排斥传统，明确指出：“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对于民族文化的创新，先生不仅在理论上阐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而且身体力行，贯穿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他创立的“五权宪法”学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早在1906年，先生在谈到中国未来所要实行的政治制度时，曾这样说：“希望在中国实行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宪法的共和政治”，又说：“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我们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后来，有一些留学归国的政法学生对这种主张提出质疑，先生进一步指出：学习西方文化的前提是结合实际，以本民族的实际需要为准。制定新宪法是为着中国的实际需要，他这样解释道：“宪法者，为中国民族、历史、风俗、习惯所必须之法；三权为欧美所需要，五权为中国所需要”。我们当知自己“身为中国人。中国人不能为欧美人，欧美人不能为中国人，宪法亦如是也。”

　　综上所述可知，孙中山先生主张对西方文化博取兼收，其目的在于民族文化的综合创新。对这一点，他曾多次作过解：“当此新旧潮流相冲之日，为调和计，当平心静气博取兼收，以使国家发达”，“不致追随人后，民国庶几驾于外国之上也”。 “作成一个中西合璧之中国”， “一个庄严华丽的国家”。重温先生当年这些高瞻远瞩的文化主张，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一定会获得有益的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