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文学谱系的起点有两个,分别是雅典和耶路撒冷,它们也是西方文化的两个起点,如果文学是单独的一棵树,文化就是许多不同的树形成的树林,树林的源头成为树木生长的源头也合情合理。构成叙事文学的内容条件大抵也有两个:相对独立自我的普遍个人,以及相对平等的人与人交往。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叙事文学的起点只能产生自西方。
相对于西方来说,在东方的早期中国,有文学,也间有叙事,但很难形成叙事文学的发展谱系,及至后来若干年,它逐渐有了一定可观规模的发展,也仍在一个缺乏生命力的僵化窠臼内。中国的文学有很多个人,但却难寻独立性的自我,中国的文学也有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但却罕见相对平等的社会构成,所以中国文学的个人或是怨忧,或是抒情,总是感慨居多,这直接导致了诗歌美学的空前繁荣,即便在叙事文学上产生了后来堪为佳构的《金瓶梅》和《红楼梦》,也仍是怨忧和感慨,满是悲凉和无望,没有生命力居然也成了一种生命力。同时,中国的叙事文学的人与人构成也是一种刻板而威严的仪仗状态,里面很少有带有生命感的个人,精神已先于生命而亡,这样产生的叙事文学只能发出呻吟,或者呐喊,惟独缺少有生命力的质感之声。
所以,古代中国叙事文学的成就再辉煌,也进入新巴别塔的建筑范畴之内,这很好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意识里本就没有上帝,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巴别塔。但没有巴别塔的意识,不代表就没有建筑巴别塔的行为。事实上,中国人,包括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其实一直在执着地建筑着属于自己的旧巴别塔。通天的欲望(或者叫梦想)属于整个人类,你完全可以给这个终点以任何命名,叫上帝,叫天道,甚至叫共产主义,都行,实在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其他民族的旧巴别塔已经成为失败的先例横在那里了,为何仍有人顽固地沿着它的图纸继续上砌呢?此路已经证明不通,难道非要砌到它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