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共经历了9次修改。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明确统一的旗帜与徽标。直到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仍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同时沿用了北伐时所用国民党陆军军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这时，中共中央虽然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清醒认识，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郑重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
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再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必须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子”，革命才能成功。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卢德铭等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部队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提出秋收起义应该打出一面自己的旗帜，并责成工农革命军参谋何长工具体负责。
据何长工回忆：“旗子和袖章图案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由我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颗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威武……”
就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旗”成为中国共产党真正亮出的第一面正式旗帜。从此，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地举起了自己的旗帜。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据亲历者回忆，军旗设计好之后，修水县数十名裁缝义务承担了军旗的缝制任务，布店老板无偿献出当地的平江红布，突击制作了100面红旗及1000枚袖章，标识不同的部队番号后，分发到各团、营、连级单位。遗憾的是，由于动荡的战争环境，这100面旗帜没能保存下来。
1958年9月5日，何长工在解放军总直机关马列主义业余大学作报告时曾说:“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就成立起来了。在中国、在东方，第一面革命的红旗打起来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打出的第一面旗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从旗帜的图案元素上看，这面军旗已经具备了日后党旗式样的主要元素，此后的党旗与这面军旗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早期没有统一规格样式
秋收起义后，1927年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通过决议，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从此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1927年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4号）———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明确指出：“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与国际旗同。”
这是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的关于党的旗帜的正式决定。“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的中共党旗图案式样，基本框定了党旗的轮廓和构成要素。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起义的将士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等徽章抛弃在街上，换上红领带。一时间，“镰刀斧头交叉的红旗，飘展于全广州市”。
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爆发，中国共产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迅速铺开。各地党组织在领导武装暴动的过程中，纷纷打出代表工农武装的五星、镰刀、斧头或锤头等图案组成的红旗。
此时使用的党旗，都是各级党组织就地选材制作，限于当时的艰苦环境，还未形成统一的规格样式。从今天看，这些形制各异的旗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军委于1930年4月和9月分别颁布《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和《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对红军军旗作出规定。
在此基础上，1931年3月1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红军旗帜镰刀、锤子和五角星的图案样式，规定把五角星提到旗顶一侧，突出党的领导地位，镰刀锤子放在旗中央，突出工农阶级地位，五星、镰锤一律用金黄色，以增强美感。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上通过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正式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和军旗。这对今后党旗党徽的规范和统一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举民族团结的大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旗帜在长征路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精神鼓舞作用。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受到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和部族武装的阻挡。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纪律，绝不向彝族同胞开枪。彝族果基家族首领果基·小叶丹深受感动，与刘伯承司令员按照彝族习俗歃血为盟，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仪式，红军授予他“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随后，小叶丹用七天时间将中央红军全部护送出100余里的彝族区。
红军通过后，“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在小叶丹的带领下，联合其他家族，与国民党军队斗争了五年多。在艰苦的岁月里，小叶丹把队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夹层里，以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查和迫害。
1941年，小叶丹被捕前，将队旗交到妻子和弟弟手中，说：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万一我死后，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
1942年6月18日，在国民党挑起的彝族内部械斗中，出狱不久的小叶丹遭到被国民党军队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年仅49岁。
1950年，冕宁县解放。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将珍藏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郑重交到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的手中。后来，刘伯承又将这面队旗转交军事博物馆收藏。
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抗日救国，忍痛脱掉红军军装、摘下红军帽，换上国民革命军军服、戴上青天白日帽徽，又一次举起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许多红军战士为换装而想不通，改编后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曾动情地说：“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
此后，中国共产党为亮明政治和民族立场，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既适应敌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的需要，同时又不影响国共合作的大局，一度以中华民国国旗作为战旗。
在陕甘宁边区，在各抗日根据地，在开展党的工作和重大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党旗仍高高飘扬，起着巨大的引领和号召作用。
1939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山东分局妇女干部赵煜琴被派到沂水县马头崖村开展党的活动。赵煜琴与几位妇女干部缝制了一面党旗，交给当时马头崖村党支部书记刘洪秀。此后，这面党旗见证了马头崖几批新党员的加入以及当地共产党员对侵略者的不屈反抗。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刘洪秀与妻子为了不暴露党的组织，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将这面党旗救出险境，保护了当地党组织。这面党旗被他们珍藏了50年，直到1989年捐献给沂水县档案馆。这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发现的第一面党旗。
七大首次在全会上悬挂党旗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作为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应该有自己正式的统一的旗帜。
194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了党旗的样式：“中共党旗样式，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并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
按照政治局会议决议，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制作的党旗，横120厘米、竖80厘米，左上角中间（全旗1/4处）为黄色“斧头镰刀”交叉组成的党徽图案，其直径为30厘米，旗杆套为白色，宽6.5厘米，旗杆套不包括在整面旗的尺度之内。这样，中国共产党制作的第一批规范的党旗在延安诞生了。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经过紧张周密地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
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左右两侧斜插着六面鲜艳的党旗，红色的旗面、黄色的镰刀锤头分外引人注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悬挂党旗。
在大会召开前，七大筹委会收到各地代表的许多来信，要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研究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建议党旗式样应统一规范，要体现地域化、民族化的特点。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党旗党歌委员会，全面负责相关事宜。
七大召开期间，党旗党歌委员会发出征集党旗图样的通知，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收到来自延安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联防军政治部等单位和个人的230多幅党旗设计稿。
总体来看，应征图样基本以红、黄两色为主色调，红色象征着革命，黄色代表革命的万丈光芒，意指无产阶级必将取得革命的胜利，开创无限光明的新世界。图案意象上，以镰刀、锤头、枪矛、五角星等元素出现的频率最高。
历时81载写入党章
新中国成立前夕，鉴于各地询问党旗制式者甚多，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9年6月15日下发关于党旗问题的通知：一、中共党旗过去无正式规定，现正在拟制中；在未颁布前各地不要自行公布党旗格式尺寸及解释。
二、群众自行悬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或锤镰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者，均听便。但误挂苏联国旗者，应善意劝止，免滋误会与造谣。三、苏联国旗为红底，左上角有黄色交叉之锤镰，其上有黄五角星，长与高为二比一。苏联无党旗。
1950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党的生日到来之际，各地纷纷询问党旗事宜。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亲自安排参与国徽设计的钟灵绘制了三种党旗式样，并写信请示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经研究，由中央组织部拟定党旗制作方案。
随后，中央组织部就党旗制作作出规定：“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镰刀斧头。旗杆套为白色。”“党旗国旗同时悬挂时，国旗在右党旗在左。”
195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党旗式样的请示予以批复：“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共产党等字。”
1952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公布党旗的统一图案事项，再度发文：“中央同志意见，此事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此过渡时期，只能沿旧例，仍用红旗左上角缀以锤头镰刀的样式。”“党旗上只有锤头镰刀，并无五星（苏联国旗上有五星），此点请注意。”
红色旗面、黄色铁锤和镰刀组成的图案，构成了党旗的基本框架，这种基本样式沿用至今。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召开，会场主席台上方第一次悬挂了党徽。从此，会场悬挂党徽成为此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然而此时的党徽图案是方柄镰刀和方形锤头的组合，在细节上仍不同于今天的党徽。
1995年4月，中共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1996年9月21日，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此《规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规定》共12条，对党旗党徽的性质、式样、规格、制作和使用等都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并附有标准图案和制法说明。至此，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终于有了统一而明确的规范。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1月14日，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新修改的党章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作为第十一章，对党徽党旗图案的性质、制作和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历经81年，党徽党旗制度在党章中得以确立和规范。这对于维护党徽党旗尊严，增强党的感召力、凝聚力，增强广大党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组织纪律性，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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