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躲避反动派对他的迫害。
鲁迅全集·影响——鲁迅仍代表中华民族精神
近些年来,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一直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在不少有关当代文化人影响力以及受喜爱的中国作家评选中,鲁迅多次以最高票数位居首位；但另一方面,也有人不断叫嚣,要从政治、思想、作品、人格方面粉碎鲁迅的神话.究竟今天该如何评价鲁迅的地位?我们还应从哪些角度更好地研究鲁迅的价值?
鲁迅仍是大家崇敬的对象
新版《鲁迅全集》昨天在书店首次与公众见面,记者在北京图书大厦随机采访了几位读者.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表示,鲁迅在今天仍代表了中华民族精神,仍是大家崇敬的对象.
北京理工大学的马伟同学告诉记者,虽然他并非中文专业学生,但一直喜欢鲁迅,有同学甚至叫他“鲁迅迷”.他告诉记者,很多同学表面不乐于承认自己喜欢鲁迅,“他们怕别人说自己是故做高深,但内心都很崇敬他,在图书馆里鲁迅的书比较抢手,鲁迅在今天仍代表了民族精神.”
年仅40岁的史晓航是搞收藏的,家中甚至收藏有大量鲁迅作品的小人书.“以前仅仅是喜欢看他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到的事情增多,我越发地感觉到鲁迅先生思想的深度,他的思想是没时代局限的.”
“鲁迅的作品告诉我们100年前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基础文明的一部分,想要了解中国近代史,鲁迅是绕不开的.”一位读者告诉记者,他是阅读鲁迅的作品成长起来的,以后也会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
经典作品总面临诸多挑战
“在社会文化潮流下,在东方文化保守主义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两面夹击下,鲁迅文化遭到了质疑、挑战乃至否定.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产生这种现象是可理解的.”学者陈漱渝认为,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会面临挑战.在重新审视、重新选择过程中,有的作品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经典,经过冲击将会发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学者林非则认为,对鲁迅的研究,既要总结出发挥出鲁迅思想光芒的见解,也得分析可能存在的片面观点,盲目地崇拜是愚昧的表现,不符合科学研究的精神.“像当前少数并未认真阅读鲁迅作品的人,信口雌黄,甚至无端地进行谩骂,这样的行径实在是远离了科学与文明,是令人可笑的.如果在我们的民族中,有许多的人能够通过认真地读书和学习,理解像鲁迅这样人类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思想家,理解他作品对历史前进的启示,那就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是不断地走向真善美的辉煌前景.”
未来对鲁迅的评价将更高
“有人说,未来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天更高,我赞赏这种预言.因为鲁迅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最优美和最核心的一部分,参与编译《鲁迅全集》的学者和出版家,是以圣徒般的虔诚从事这一工作的,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鲁迅的精神火炬,传播着鲁迅的思想.”林非说.
还有学者认为,鲁迅是中华民族文化当中的宝库,他的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史上不亚于古代的经,可以说是近代文化史上的经书.“说它是宝库,可以说鲁迅所处的时代脉搏、面貌都在他的作品里体现了.他本身就是一部那个时代的历史.同时,鲁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时时代精神结合的最好典型.在那个群星灿烂的时代,鲁迅在二者的结合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高峰.至于他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对世界,他的理念,它的信心,它的奋斗,它的牺牲,这种精神更值得中华民族子孙代代相传.”
现在尤应强调鲁迅精神
鲁迅的精神在当代有何意义?周海婴强调说：“鲁迅自己讲过,希望自己的文字慢慢消亡.但这是没办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同物理学家、化学家研究出某个定律一样,鲁迅总结出的社会、文化、历史的思想也是一种定律,是文化定律,是社会现象的定律.”周海婴认为,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鲁迅的这个“定律”不太容易被改变,但一旦改变也就意味着社会有了更大进步.
还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古代的一些大家,也在身后或生前就引起过争议,但眼下鲁迅所处的状况还是不正常的,这种状况是文化人的悲哀.这位学者说：“但我相信,这段时间不会长,因为违背规律,越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是要强调鲁迅的精神.市场经济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特别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如没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精神,那就是口袋鼓了,灵魂空了.”
部分学者满足于自我欣赏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指出了近年来鲁迅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林非认为,尽管现在研究鲁迅的专家学者为数不少,每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也长篇累牍,但真正优秀的好文章、好观点并不多,“这些研究者多数沉浸在对文本本身的分析,而没有深入到鲁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每个人生阶段的行为、思想中去,因此写出的论文肤浅.究其原因,是因为研究者本身的素养问题.”
周海婴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我前几年到厦门大学,那里的老师跟我抱怨,说对学生讲鲁迅作品时很困难,缺乏一些辅导性质的图书.”他认为部分鲁迅研究者躲在书斋中做学问,对无关紧要的问题死钻牛角尖,写出的论文艰涩难懂,不考虑大众是否能看懂,只满足于几个人的自我欣赏.
客观地评价成就和不足
林非认为,20年来学者们对鲁迅的研究有了很大进步.“这20年来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大家可以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鲁迅.学者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鲁迅观,能够互相进行讨论.但这些对于鲁迅的研究还是不够.”
林非认为,鲁迅先生是位深刻的思想家,他的很多思想见解至今还没有得到彻底研究,学界对鲁迅缺乏具有历史深度的分析和解剖.他分析说,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鲁迅学识渊博,而学者的知识素养还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不能站在同等的高度自然无法深刻地分析.
林非还表示,对鲁迅的研究要客观.“历史上任何杰出的思想家都有成就和不足,鲁迅不能例外.比如说,黄宗羲是鲁迅的同乡和前辈,但鲁迅在作品中从未很好地总结过这个人,这一点是鲁迅思想的不足.”他认为,今人不能苛求鲁迅,但要站在后辈的角度总结前贤.“这种总结不是单纯地褒贬鲁迅,而是提醒今人,应怎样更好地总结前贤思想,更好地前进
鲁迅一生著述很多,但是具体到小说上的数量却有限,《呐喊》、《彷徨》加上荒诞小说《故事新编》,不过是三部,二十来篇小说,而且都很薄,字数加起来还不如眼下的一部中等长度的长篇小说.
鲁迅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却很不少.说到底,小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篇小说在艺术上成熟度.古今中外的好小说,一般都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支撑.读者可以不注意一部小说的大段描写和议论,却可以印象深刻地记住某一个小说人物的特点.一个成功的小说人物,可以穿透时间的帷幕,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我们面前.这样的人物,甚至会掩盖小说人物的原型.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因为塑造得生动成功,从而遮蔽了历史上的人物.《三国演义》的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属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的一个大门派“讲史”的一类,根据的母本就是我们熟知的陈寿撰写的《三国志》.“讲史”的特点不是凭空去杜撰一个人物,而是拿历史上真有的人来说事.小说的《三国演义》里,根据作者的某篇布局的需要和故事叙述的进展,把《三国志》里的人物都加以了发挥,最典型的是奸雄“曹操”.我个人认为,作者之所以要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奸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曹操来映衬“忠厚”的刘备.他们是一茅一盾,谁也离不开谁.鲁迅对这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很早就说过：“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也就是说,读史和读小说不是一个读法,但是,小说里成功的人物形象,往往会掩盖历史上的真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了.讲史小说很喜欢拿古代的人说事,又安全,又方便,跟自己无关,可以随便乱讲.所以,中国古代的小说大体上来讲,都是“无我”的小说,是没有作家自己人生经历的作品.《红楼梦》也许是个例外,所以它特出于所有的古代小说之上,在现在的读者中还能够找到同感.鲁迅深通传统小说,想来对传统小说里面的优劣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所以,他做小说有一个特点,从“我”做起.
从“我”做起的意思,就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同时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和判断.现代白话文小说的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挖掘个人的内心,通过“我”来拉近读者和小说的距离.第一人称的叙述表明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东西跟“我”是有关的,自然也跟“我们”有关了.作家从遥远的“古代”,从“讲史”、“传奇”、“才子佳人”这些跟“我们”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转向自己的身边,最基本的初衷,就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身边的故事,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关的故事.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能够、也不应该置身事外.
我们看到鲁迅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现代白话文的第一篇奠基作品《狂人日记》,一上来,就是跟“我”有关的.第一个“我”是小说开头的“余”：“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这句话要告诉人们的是,“狂人”不是天外来客,不是话说什么什么年间的才子佳人,也不是上古人士,他就是我们的熟人,朋友,生活在我们身边,是生活中现实的人——这里我们不说“真实的人”.第二个“我”,就是进入了“狂人”自述的“我”：“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狂人”认为“正常人”的自己的前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这里开始了现代白话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颠倒：正常的不正常,不正常的反而正常.这里是对这个中国文化而生发的感叹.鲁迅一上来就下了胜负手,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锅端了,就像下围棋一样,一子点掉了对方的大龙.
第一人称的叙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技巧,就是要造成“我”就是作者本人的阅读错觉,从而让读者产生亲近感.同时,这个“我”的叙述,也可以很方便地引出作者的判断和议论.当然,在《狂人日记》本身,作者做了一个切除手术,写了一个引子,表明“狂人”不是我,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这里摆明了就是请君入瓮的态度,兼顾了各个层面的读者的趣味和偏好.所以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成了针对旧文学的一个颠覆性的文本.
《狂人日记》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标志着现代白话文写作的一开始,就把目光投注在个体的人的本身上.
这当然跟整个“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源自西方的关于人的新观念的引入有很大的关系.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开头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这个“人”源自西方的观念：“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
关于“大写的人”、“人道主义”等的观念,在这个时期大量地进入,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革命的内容.既然“旧文化”无人,那么新文学的一开始,首要的就是发现“人”的存在.
鲁迅的西学基础萌发于江南水师学堂,他在《朝花夕拾·琐记》里说他自从进了这个学校：“……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许寿裳的《鲁迅先生年谱》里也说鲁迅：“前十三年（廿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前十年（廿八年壬寅,一九零二年）二十二岁.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到了日本,鲁迅一开始决心学医,因为他父亲一直是“久病不治”,使得他们家由小康坠入困顿,其间遭受了多少的白眼和心灵的创伤,在鲁迅的心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进江南水师学堂之后,鲁迅看到了一些关于西医的书籍,“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所以,等到进入日本留学之后,鲁迅的最初愿望是要做一个医生：“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开始都想当医生,治病救人,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业.因为看到中医的弊端,又感到西医的科学,鲁迅到日本的最初想法,就是学习医学——西方体系的医学.但是,他一九○四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之后,在读书和看电影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对学医的理想产生了动摇.一九○六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 在鲁迅自己记述的这些事情里,有着很深的对于人的认识和理解.鲁迅非常不能忍受的是传统封建文化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歪曲.他在文章里回忆自己少年时期就对此产生过很大的反感：“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鲁迅于是发现,健康的人包含了肉体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他认为当时首要的问题,是精神的问题.这后来成了他写作的一个中心的动力.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着大量的西学内容,这些对于身处日本的鲁迅来说,必定有着非常深的影响.明治二十年之后,日本文学界兴起的“文言一致”运动,要求运用口语和白话文描写和表达身边的现实生活；接着是以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岛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蒲团》为代表的“自白文学”.这种自白,也是以发现“个人”“自我”为突破的.这种自我,相对于西方的基督教,而不是从汉文化而来的那种道德感.日本基督教的前锋人物内村鉴三在《我是怎样成为基督教信徒的》一书里剖析自己的内心说：“我称自己的日记为‘航海日记’,因为这日记记录了可怜的小船穿过罪恶、眼泪和无数的悲哀,驶向上苍而每天前行的历程.” 著名的学者柄谷行人对此评论说：“我们不能将此视为一种谦虚的态度.我没有隐瞒任何东西,这里有的是‘真实’……所谓自白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白形式.它强调,你们在隐瞒真实,而我虽是不足一取的人,但我讲了‘真理’.” 柄谷行人的评论一针见血,也就是说,作家坚信自己讲述的乃是真理,它表达了真实的现状和真正的内心感受.就此,柄谷行人说：“可以说,日本的‘现代文学’是与自白形式一起诞生的.” 这种感受从“我”出发,具有坚实的基础.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在这里跟日本的现代文学的起源,从根源上具有一致性.
学者们很喜欢把鲁迅的《狂人日记》跟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各种普及性的教材,也这样写,然而鲁迅的从果戈里那里得到的仅仅是形式上的灵感而已.对有着同样的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和日本来说,先走一步的日本的变化,才跟我们具有本质的相似性.鲁迅在日本期间大量阅读了日本人的著作和日本人翻译的西方著作,这些日本文学的变化,他应该非常熟悉.
就这样,鲁迅从“自白”的自我剖析的形式开始,直截了当地切入了当时问题的最根本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断定,现代白话文小说一开始,就是“有我”的写作,同时,这样的写作也才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写作.对于现实和人生的关心,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作家暂时还无暇顾及西方开始兴起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小说的创作跟鲁迅的从事文学的初衷是一直的,那就是用文学来改造国民的精神,来揭示社会问题.小说一开始就是功利的,而不是审美的.是革命者写作而不是知识分子写作.
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可以用来帮助“改良”,甚至“启蒙”和“革命”了.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小说杂志《新小说》,接着其他的杂志相继出现,有《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等.清末这些开明的学者和新闻家对于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对社会所能够产生的影响,投注了很大的关注.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在面临着现代世界的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手足无措的现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传统小说；因此,这样的小说应该被那些能够激发爱国热情、传播新观念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来替代.梁启超不仅大力倡导新小说（相对于传统小说而言——在当时,尤其是“五四”时期,人们更喜欢使用的是“旧小说”一词.本文采用“传统小说”这样一个相对温文的用法）,还身体力行,给《新小说》杂志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共四章,还写了西方很多爱国志士的传记,其中写马佐尼等人的《意大利建国三杰》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其他忧国忧民的作家也日益以小说作为批评社会和政府的工具,把小说当作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和强烈的意识,认为从前的小说家没有能够尽到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的责任.鲁迅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继续着他们的思想,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写出《狂人日记》,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nF匡栚 2014-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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