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概念和标准

所谓行政决策民主化就是指行政决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保持广大公民的参与度，力求使决策的达成融入了人民的力量，以期达到决策体制符合民愿、决策目标体现民情、决策方式考虑民力、决策过程尊重民意、决策结果顺应民心，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所谓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就是指决策的正确性，以及是否能够最大程度的契合当时的环境，强调的是决策的做出是否考虑到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或是是否很好的处理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协调了各方的利益格局。 一般情况下，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并不能兼容行政决策的科学性，而是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斥力，行政决策的民主化以失去决策的科学性为代价，或者是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以失去决策的民主性为代价。 当今社会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和改革不断深化，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日趋多元化，一项行政决策的出台涉及的不仅仅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压迫与分配。而是在更大范围、更多的主体之间实现利益的整合。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决策的参与性与科学性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稍有不慎，决策便会带来巨大的成本与恶劣的社会影响。所以新时代背景下对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便显得更为的迫切。 然而我国在这方面却并没有做的并不是尽如人意。归结起来，就是没有把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的民主性作为一个整体起来对待，要么在某项决策偏向于科学性，要么在某项决策中偏向于民主性。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偏向于注重行政决策的科学性而忽视了行政决策的民主性。所以目前我国决策的出台主要是采用专家咨询的方式。而并没有考虑人民力量的参与。其实，一个正确合适的决策是可以把科学性寓于民主性中的。既在民主中寻求科学。这样一种决策模式或许才是我们现如今急需要的一种决策模式。在这样一种模式下既能充分地反映民意，体现政府的合法性，又能保证决策的质量，缩小决策造成的成本。 以民主作为决策的基础，保证政府的合法性。 （一）、减少民主成本。 民主成本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政府承担的那一方面，另一部分就是享受民主权利的人承担的一部分，在现阶段我国的决策民主之所以很难推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方面的成本都过高，致使享受民主权利不想要民主，给予民主的政府也不情愿。双方你不情我不愿，民主自然很难推进下去。所以要使民主坚决的贯彻下去，成本必须缩减下去。对民众这一方，要使民主能够得到真正的影响，在决策中要体现、反映人民参与的力量。同时构建各种简便、快捷参与民主的途径。使民主真正离每个人都最近。举个例子：我们在村内实行村民自治，在乡镇的治理中，以村为单位反映参与乡镇管理，保证村内意见与镇政府充分的交流，在市级的管理中，如果涉及到两个镇的利益，则民主只在两个镇和市之间展开。以保证每个人在自己最容易实现民主的地方实现民主。尽量缩减民主的成本。 （二）扩大行政决策参与的途径。 目前我国民众参与行政决策的主要途径就是参加听证会。听证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为人民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现实意义我国的许多专家学者已经对它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听证制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例如确定听证代表的遴选程序、标准和数量不透明、缺少听证代表意见的信息反馈制度、缺少规范化的听证程序、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听证笔录对行政机关缺乏约束力、缺少听证权利的救济途径。正是由于听证制度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弊端，他并不能满足现在条件下人民对参政议政的需求。所以扩大行政决策参与的途径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建立听证制度为核心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和完善公众其他参与的途径，让公众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发展和完善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三）决策效果由民众评价。 民主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把握着，政府又是由政府官员组成，所以说，政府官员充分掌握着决策是否民主的主动权。官员如果想推进民主，再大的代价民主也能顺利开展下去，官员如果没有民主的意识，成本为零的民主也付诸不了实践。所以要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官员的主观意识是关键。首先当然要帮助官员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作为权力的所有者当然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要参与进来。其二要树立决策的评价主体。以往决策效果都是由上级领导评价，上级说决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你就有升官的可能。所以官员在进行决策时都特别去迎合上级的意思，而不考虑群众的意见。比如地方政府要修建一条公路，而这条公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通过该市的一个居民区，另一个就是绕过居民区，当然由于地势问题，绕过居民区的成本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做出决策，如果这个时候政府积极倾听人民的意见，公路自然会绕过这个居民区。但是一般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政府往往出于成本的考虑，会将公路直接通过居民区，一来公路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二来可以节约政府的成本。这样上级政府看起来就会说：“工作做得不错，既节省了钱，还带来了经济的增长，这样的干部不提拔，还提拔什么样的干部。 （四）、决策的执行过程中要有民众的参与 决策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偏离了最初制定的决策方案。不仅使决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挫伤了民众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所以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必须有人民的监督，以便及时的纠正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真正的民主不是花钱让民众坐在一间空房子里高谈阔论，然后由拿着高薪的工作人员把人民谈话的过程记录起来。而是应该把记录起来的东西付诸实践。 以科学作为决策的目标，保障决策的而正确性。 （一）、专家咨询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保障 现代社会面临的决策问题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尤其在我国当前体制转型时期，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各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关系、利益矛盾十分复杂，而且关联性日益增强，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社会和环境的快速变化又要求公共决策者及时地作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少数几个管理精英的知识和经验已远远不够，必须依靠“智囊团”、“思想库”这样的“外脑”来广泛集中“民智”，着力集成各部门、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智慧，才能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降低决策的风险。真正有效解决有效决策能力与职责不对称的矛盾。同时专家咨询还体现了决策的民主化。专家咨询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精英决策的模式，然而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对公共问题的思考角度往往具有社会化和公众化的倾向，再加上专家来自于不同的科学和职业领域，具有多元的价值取向，体现着不同的政策目标，因此对于同一个公共问题就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决策方案。专家咨询的过程就是一个集思广益、民主集中的过程。政府需要做出的决策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而政府的管理人员很难在每个领域精益求精，这就使得专家的咨询成为必要和必须。 （二）、NGO也是保证决策科学性的重要武器 NGO(非政府组织)一种由职业，如教师、律师、金融家、银行家连接而成或是由共同的目的如环境、和平、人权组织起来。这些组织可以说基本上反应他们这一类群体的利益诉求。但是由于这一类组织的广泛性和专业性，政府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应该积极鼓励NGO参与进来。比如政府要出台一项关于教育方面的政策，就应该邀请这方面的NGO参与进来。这些组织不仅涵盖了来自民间可贵的声音，而且由于这种组织的专业性往往能为政府的组织带来科学合理的意见。 （三）、信息的完备性是决策科学性的必要条件 可以说在信息时代，谁掌握了充分正确的信息谁就能够在决策战中获得胜利。任何重大的决策其实就是信息的输入、加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决策的科学性与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基本上是成正比关系。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在首段也已说明，现在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一项决策可能涉及的对象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于是信息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的重要。所以政府在决策前必须收集到充分的信息，了解到各个对象们的利益诉求。然后从各种备选方案中选出满意的决策。尽量使对象之间的利益损害与获得达到平衡。具体是要在信息收集方面采取正确的手段、正确的途径；收集过程中，切忌以偏概全，保证信息的完整性，防止信息失真；积极努力做好信息收集前的工作；对资料或信息要进行周全的思考分析，着重从事实的全部综合环境区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归责机制是保证决策科学性的制度保证。 没有明确的归责机制，官员决策失误的成本摊派不到决策者头上，决策者并不会特别关注决策的科学与否。所以在决策的归责机制建设中要坚持贯彻“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真正做到责、权、利相统一。对于决策失误，不能以简单的一句“吃一堑，长一智”就了事，而必须追究决策失误的责任人。决策责任追究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有一个严格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有一个使决策者对自己决策负责的刚性制度，并且这种刚性制度要渗透到法律中去，决策者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就必须承担经济上的责任，带来了政治上的损害，就必须承担政治上的责任。同时对决策责任追究，应该不要沿用“法不朔及既往”的原则，应该对决策者实行无期限责任制。如果发现决策产生重大失误，无论决策者升到什么级别，调任到何处，都应该追究其责任。不能使任何决策者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相应的决策失误赔偿制。绝不几句简单的检讨就能了事的，决策决策失误不仅浪费的是国家和集体的财力，他口中的几句检讨并没有这么的昂贵。 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是表现一国决策质量的基本指标，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必须同步推进，而不是跛脚前行，或是匍匐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