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民主在刑事诉讼中如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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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概述
在中国近代化以前，中国的刑事诉讼以发展了近2000年，但这种刑事诉讼只能归类于纠问式刑事诉讼，其文明与民主成分含量极少。因此，到了现代，这种纠问式诉讼制度就毫不犹豫地被抛弃了。而一部科学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刑事诉讼法典，应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结合起来，并贯穿于各个程序，各个制度之中，成为人权保障的有力屏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除了通过打击犯罪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以外，主要指：（1）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等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行使；（2）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惩罚；（3）保证有罪的人得到公正的惩罚。以上三点，第一点是从诉讼过程中说的，第二第三点是从结局上说的，只有诉讼参与人权利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保障，才能使诉讼结果的人权保障得到实现。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十分重要的，世界上任何民主的刑事诉讼法，都着重规定了旨在保障人权的各种原则、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是如此，它不仅规定了“保障无罪的人有受刑事追究”的任务，而且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规定了辩护权、诉讼参与人权利及其保障，规定了其他一系列保障人权的原则、制度和程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理念和制度保障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仅从被害人和被告人角度上阐述一二。
二、 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补充健全了我国人权保障制度
（一）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
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8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另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和委托代理人。”从中可看出，被害人是处于一种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证人，而是执行控诉职能的独立诉讼参与人与类似诉讼地位的有机统一。这就使得刑事被害人诉权难以实行，严重地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鉴于以往立法的不足，并借鉴外国立法经验，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的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指被害人、自诉人、被告人……。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突破了刑事被害人不能成为刑事当事人的禁域，开创了刑事被害人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刑事诉讼的先例，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法律保护有了重大发展。
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并在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主体。首先，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害人，对犯罪的全过程有较为清楚的了解，能准确地提供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分子的特征，对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一般来说被害人不仅可以完整地，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被告人的犯罪情况，还能有力地揭露犯罪真相，反驳被告人的无理辩解，对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查明犯罪分子的全部犯罪事实、核实证据都有重要作用。其次，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欲望，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上受到法律上的谴责、惩罚的要求。刑事诉讼的进行，在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处于待定状态的同时，也使被害人的上述欲望和要求处于待确定状态，这是赋予他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再次，被害人基于实现使被告人受到合法的报应这一要求，具有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过程、影响裁判结局的愿望。只有满足被害人的这种愿望，使其作为拥有较广泛诉讼权利的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进行才能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等各方面的权益作出适当、合适的平衡。因而，确立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对于查清犯罪事实，正确定罪量刑、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的要求。
但是，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与被告人居于大致相同的诉讼地位，但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民事诉讼，在检察机关作为追诉机关已成为被告人的强大对手的情况下，被害人如果再拥有与其完全相同的诉讼权利，那么被告人事实上将同时面对两方面的指控，其诉讼地位将处于十分不利的状态，因此，为维护控、辩双方的地位平衡，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也作出了一些限制，使其不至于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原告人。
（二）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身份的权利
1、 申请回避的权利
诉讼法第28条中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在肯定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后，理所当然地享有了申请回避的权利，这一立法意图的转变，正是新刑事诉讼法保护人权最显著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第一，法律规定回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或偏袒一方，保证对案件作出公正处理；第二，被害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等等。
2、 赋予被害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权利
委托律师代为一定的刑事诉讼行为，是被害人借助律师的法律知识、诉讼技巧，
实现自己诉讼权利，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1979年刑事诉讼法，只赋予了被告人委托代理的权利，没有规定被害人有该权利。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第40条中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附带民事诉法的当事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这从立法上是一个小的转变，但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角度出发，它起到了到关重要的作用，更有利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和保障。
3、 刑事被害人申诉权，起诉权的确定
赋予被害人的对公安机关不予侦查决定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以及对检察
机关决定不起诉不服而提出申诉或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的权利，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保护刑事被害人诉权的又一新发展，它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已开始以被告人权利保障为主逐步转向寻求被告人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平衡，从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新刑事诉讼法第88条、第145条规定了被害人对于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及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的决定不服时，规定了法律保护措施。根据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时，可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如不立案理由不成立时，检察机关应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被害人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应将审查结果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对维持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后，检察机关应将有关材料移送法院。这些规定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4、 刑事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赋予
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第一审的判决后，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权利，改变了以往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对裁判结果只能被动接受，完全无能为力的状况，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体现和具体化。
三、 被告人享有更多人权保护，这是刑事诉讼立法不断完善，走向法治化人权保障正轨的标志
（一） 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区分具有深刻意义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对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究的人的两种称谓。公诉案
件，受到刑事追诉者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称为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后，则称为被告人，作此区分，具有深刻的实质意义。
首先，根据诉讼法的一般理论，提起正式的控诉是确定被告人的前提。控诉是
指依法拥有起诉权的部门或个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正式的控告，要求追究某人刑事责任的法律行为。它是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器。而在检察机关正式提起控诉以前，受刑事追诉者之所以参与诉讼活动，是因为他涉嫌犯罪并受到起诉，而不是因为他受到控诉，他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具备刑事被告人的身份。所以作此区分，符合包括不告不理原则在内的一系列诉讼原理。
其次，将犯罪嫌疑人确定为被告人需具备法定的条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
机关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审查案件是否具备起诉的条件。其中确定据以证明受追诉者有罪的证据是否已达到提起公诉所要求的证明程度，是实体审查一个重要方面。受追诉者能否被正式确定为被告人，也要视审查起诉的结果而定。在程序上，如果条件具备了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应正式提起公诉，制作起起诉书，犯罪嫌疑人随之被确立为被告人，因此作此区分，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实际进程，也与他在诉讼中地位的变化相适应。
再次，将受到刑事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统一称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诉讼
公正、民主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两种称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标志着受刑事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不是罪犯，这从法律上排除了他的罪犯身份，赋予他诉讼主体的身份，这是彻底废止有罪推定防止主观臆断所必须的，也是诉讼民主、文明、公正的重要标志。
（二） 无罪推定原则的确定，是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最大突破
无罪推定是在废除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
事诉讼基本原则，它与罪刑法定原则共同构成了现代刑事法律制度，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人在法院依法确定有罪之前，一律被推定为法律上无罪。这一原则包含着一系列法律规则：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一律由起诉方承担，这一责任是不可转移的；检察官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就不能推翻无罪推定，原来的无罪推定也就会转移为无罪的判定；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或责任，而享有辩护的权利，在其罪行得不到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在维护司法公正，保障被追诉者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保障任何人免受不公正的追究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以往的刑事立法，通过“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导致很多的案
子无法作出确切结论，实事求是原则在处理疑罪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当案件事实因各种原因而无法查清时，按照该原则就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于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便成趋势。
新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
定有罪。”这条明确了无罪推定原则，成了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最显著之处。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我们不能称被告人为罪犯，但也不是说他没有罪或者假定他无罪，即“宣告一个人无罪并不等于他事实无罪，只能说明我们不能证明他有罪，只要不能证明他有罪，就得宣告他无罪。”②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这一规定的设定是重要的，并且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赋予被告人各种权利，让其享有人权内容的保护。
为了贯彻这一原则，新的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首先，废除了
免除起诉制度，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后不得作出有罪但免于起诉的决定，将原免于起诉的部分对象纳入不起诉的范围，防止分割法院定罪权，防止因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造成人民检察院滥用定罪权侵犯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其次，明确由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公诉人在法庭调查中有义务提出证据，对被告人有罪承担证明责任，并应使这一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被追诉者则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另外，刑事诉讼法摒弃过去长期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与“宁枉勿纵”“有罪推定”观念相联系的疑罪从有、从轻原则，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

（三） 被告人的权利
1、 被告人不受不必要羁押的权利
依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1）逮捕人犯的条件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拘留的条件是：罪该逮捕，有新刑事诉讼法第61条的7种紧急情况之一；逮捕的程序是：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或人民法院的决定。（2）被拘留者对逾期的拘留有向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要求释放的权利。这些都是在合法程序下进行的，是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有力表现。
2、 接受迅速、公正和公开审判的权利
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和二审公诉案件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到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特殊情形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一个月（新刑事诉讼法第168条，第196条）。（2）为了保证公正的审判，被告人有权申请回避。（3）除涉及未成年人、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以外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新事诉讼法第152条），且所有案件的宣判必须公开。这些规定合理、及时地保护了被告人的权益。
3、 被告人有辩护权和辩护依赖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有权自行辩护或委托辩护人辩护。（2）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副本时，应当告知他有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权利；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的，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未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等等一些应该说被告人在法院有罪判决之前，有充分的权利为自己辩护，解除或减轻自己的责任。
4、 对不公正判决的上诉权及申诉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新刑事诉讼法第180条）。（2）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新刑事诉讼法第190条）。（3）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新刑事诉讼法第203条）。
四、 刑事诉讼立法实践中有关人权保障的不足和改进建议
（一）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关于证人了庭作证方面，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比例相当高，原因有：第一，对证人安全缺乏具体的保护措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上述规定侧重与事后对伤害证人的行为实施惩罚，但由于对证人事前和事中的预防性保护制度尚未确定，还缺乏有组织的保护运行机制；第二，缺乏对证人的财产权保护。证人因出庭作证，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对此，刑诉法中未作规定；第三，对拒绝作证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证人作证本是一项法律义务，如不履行这一义务，就应当加以适当的制裁。刑诉法未作相应规定是一漏洞。此制度对于保护被害人、被告人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④证人的作证能使被告人得到公平的对待，从而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为了让证人能出庭作证必须从制度上入手，来确定证人作证保障机制：第一，确立证人对控辩双方的平等作证义务，现行法律规定不利于控辩双方的抗衡；第二，完善证人作证的保护制度，应加强对证人人身安全保护，进行事前、事中保护，并建立补偿制度，保护证人的财产权利；第三，健全拒绝作证的制裁制度，可采取强制性措施，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作证的证人，司法机关可以强制传唤，甚至可以考虑采取一定的罚款或拘留措施，并且严重的，可判其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二）关于逮捕羁押的运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对逮捕运用条件及程序的严格限制，逮捕羁押对于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逃跑具有一定意义，其运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只有当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严重到足以阻碍诉讼的进行时，才应逮捕羁押。然而，据统计，我国各级人民检察中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基本上被羁押，受到羁押而最终未被处于刑罚的比例相当高。这说明在现实中，滥用逮捕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有的不必要逮捕的，公检法机关为图省事，一抓了之，将导致官僚主义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公。审判中，已被羁押而未有证据证明有罪的被告人未被处于刑罚，但人身自由事实上被剥夺了一定时期，而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并未对些做出规定，实在是立法的一大缺陷。
为此，为了更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应更加严格的控制逮捕的程序，
不得滥用逮捕权，同时在立法上确立对此类情况进行国家赔偿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
（三） 关于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含义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
的信息。这一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
求指控方将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护一方，展示的具体方式是允许其阅览、
复制；同时，在法定特殊情况下，法庭也可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
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意义最主要是保护辩护权利，保证被告人，犯罪嫌
疑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事审判实行由控辩方举证的庭审方式的情况下，实行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方式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这使得律师较多依赖于侦控方所收集的证据，这就使庭前查阅证据具有更大的作用。但现实中律师的阅卷受到很大的障碍，需要完善：首先，应明确规定控方向辩方开示证据的范围，原则上应全部开示；其次，应明确规定辩方向控方开示的证据的种类和范围，如被告人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等；再次，确立违反证据开示制度的制裁措施，包括程序性制裁和实体性制裁等。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法治化的向前推进，公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人权的法律保障正逐步走向完善、成熟。我国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便是一例，它特别强调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刑事诉讼主体的人权保护，并逐步健全。另外，人权保障制度深深渗透刑事诉讼法的方方面面，使人权保障在刑事法方面得到有力体现。

民主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最基本的价值追求目标。刑事诉讼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诉讼形式之一，直接关系到人的自由和生命。因此，刑事诉讼的质量，是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状况及其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判断刑事诉讼质量优劣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被告人和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特别是刑事审判的支配权和控制力。在诉辩交易中，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和公诉机关及被害人之间根据各自的追求目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双方认可的“协议”。在这一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中，控辩双方的不同的追求目标均得以凸显，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和维护，控辩双方的人格受到了尊重，控辩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将强大的公诉机关和弱小的被告人放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为双方提供了直接对话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之上，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与意愿得到了尊重。于是，人权得以维护，民主得以张扬。

刑法的民主主义，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来制定刑法，即刑法体现人民的意志。刑法一经制定，便由司法机关适用，司法机关适用刑法的过程，也是实现人民意志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对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完全由司法机关自行决定，就违背了民主主义原则。当然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的法律主义。由于刑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司法机关也不能随意解释刑法。司法机关的任务是忠实的执行法律，而不是评价或者篡改法律。这反映了形式法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