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危机正面影响

国际油价仍在飙升，20多年来的历史新高屡被刷新。今年的油价高位强势震荡的持续时间之长，为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来所罕见。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本轮石油价格上涨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牵累相关行业，带来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同时，也直接促成我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于近日的出台。面对国内石油需求的持续增长，国际低价油时代的一去不返，解决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关头。
对今日中国而言，能源危机是亟待解决的头号问题。由于石油在目前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是39.97％，因此能源危机也就突出表现为石油危机。它不像其他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不是临时性的，也不是人为的、可控制的。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看，是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行业无一不是高能耗行业。因此，如果能源问题不解决，就动摇赖以支撑经济发展的行业基础。从国情来看，问题就更为严重：巨大的人口压力、相对贫乏的能源资源条件，面对老百姓日益高涨的发展诉求，能源问题将是一道最难求解的方程式。
还有一个解决压力，来自地缘政治。从环境上来说，我们处在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能够对其施加重大影响力、为我所用的国外产油地不多。世界的主要产油地在中东，这是我们的政治、文化势力十分薄弱、也很难到达的地方。从中东到中国，海上运输线相当长，但是目前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技术、经济和军事条件，我们还无法掌控制海权和制空权。东南亚的印尼有很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它和中国同样有很长的航海距离，而且它又是伊斯兰世界，我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再有一块是俄罗斯和中亚，我国也正在积极开拓从俄罗斯、中亚国家输入石油的管道，但这是非常敏感的地区，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中俄虽然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但从历史上看，两国纷争不少。现在俄罗斯虽然雄风不再，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个沉睡的巨人正在觉醒，10-15年之后，它将重新成为重要的大国。而且和任何资源富地一样，这个地区同样有西方一些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纠结、争斗的影子。
能源是染上了政治色彩的特殊商品。所谓国际关系，其实也是国家利益的较量，其中充满了获取、给予和争夺。此次普京访华，就双方最为关心的中俄能源合作问题，普京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其实原因无他，俄罗斯要利用石油这个战略武器，在中日的角逐、争斗中为本国获取最大利益。每个国家都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考虑自身利益，这也无可厚非。可是“安大线”的搁浅，的确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能源外交”的思维需要突破。掌握自己所需、了解多方所求、研究对手所想，把握外交主动权，在共赢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这对“资源外交”才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21世纪是能源竞争的世纪，能源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现在已经不是巨额投资就能换来油田的年代了，地球上好的原油资产早被西方国家牢牢掌控，即使其他地区，中国企业想参与投资较大项目，同样受到国际石油巨头的排挤。因此，中国政府只有积极开展“能源外交”，与国际竞争对手不断的较量和博弈，我们才能在世界石油战略地理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与此同时，这也是国际关系协调发展的需要。从目前来看，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40%，到2020年，中国石油消费量缺口将达两亿多吨！在相当一段的时间里，我国能源对外依赖程度将会越来越高，由此引起的摩擦不可避免，此时“资源外交”也可以发挥润滑剂的作用。
战略石油储备的作用在于应对石油供应短缺危机，这只能是短期的，而且起不到平抑物价的作用；积极寻求与产油国对话争取更多来源，凭借外力同样不牢靠；因此，解决能源危机的根本在于自身，在于我们能否改变既有的不可持续的高消耗、低产出的增长模式。如果能够做好国内“节流”，那么我们在能源外交上也能赢得更大的回旋空间和更多的谈判砝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可持续发展，这是解决能源问题的要义所在。其实想想，靠廉价的工业品、制成品能换多少油呢？如果不解决能源这个瓶颈，我们发展的成绩都可能被抵消掉。不仅生产如此，无节制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同样需要转变。现在每年进口大量石油，主要都是用来开车了。这不是道德感化、教育的问题，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经济体系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还在持续高速发展，2020年人口是15亿，按照每年增1000万人的速度，其中就要有800万人要就业，因此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必须不低于6%，才能支撑起人口膨胀后的巨大就业压力。那么必然的，需要几个主要行业的发展支撑。对于我国现有支柱行业都是高能耗行业的现状来说，未来必须走“两条腿”的发展道路：一是积极开发新型替代能源，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国民经济对高能耗产业的依赖。
能源是染上了政治色彩的特殊商品。“能源外交”的思维需要突破。掌握自己所需、了解多方所求、研究对手所想，把握外交主动权，在共赢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这对“资源外交”才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