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经济动荡、危机四伏，人类生活普遍受到影响的时候，文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站位？作家应该有什么作为？我们这些天天在文学史里纠缠不清的人应该怎么思考？ 从来没有在经济危机的情境下讲过茅盾描写经济危机的文学，现在经济危机终于来了，不知该有什么表情。 每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回溯历史，找寻例证以探求可资借鉴的资源、方法，历史的镜子的作用会格外凸显出来。巴枯宁曾这样悲观地评说历史：“历史不是告诉我们将要怎么样了，而是告诉我们又要怎么样了”。 茅盾《子夜》写的是1929-1932年的那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写一个志在发展民族工业，怀抱实业救国理想，一心要作中国现代工业王子的大资本家吴荪甫，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和国内腐败政治的合力挤压下失败破产的过程。 历史书上说，那次经济危机，美国政府政权更迭，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推行凯恩斯主义，采取美元贬值等一系列对策，将美国人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 现在，美元又贬值了，中国的对外制造业在美元贬值、出口萎缩的情况下，受到严重抑制，致使大量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倒闭，工厂关门，外（台）资厂主逃脱，工人失业、集体上访，影响到了国民的生活甚至思想状态，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加剧了政府工作的难度。 回看30年代那次危机，当时情景在茅盾的小说中有着集中而清晰的记载：《子夜》写了民族工业的破产，《林家铺子》写了小工商业的破产，《农村三部曲》写了农业的破产。当然他也写了工人、农民的觉悟和反抗斗争的风起云涌。 他这个系列的作品全方位反映了30年代的时代风貌，从经济活动入手，以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分析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社会，从而形成一个“社会分析小说派”，显示了茅盾的大气魄。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比，他站位高，视域宽，理性强，所以他能看透当时帝国主义资本侵略的本质，揭示出其残酷血腥的面目，并将金融资本家的精神本质予以揭露。 赵伯韬是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代理，那时叫买办，他精神低俗，品质恶劣，投靠美国资本，迫害民族工业，以“扒进各种各样的公债和女人”为生活的全部内容。他勾结官员，影响政府财政政策的制定；左右战局，用钱调控军事上的进退。他曾以10万元买通西北军后退10里，造成中央军战胜的假象，使中央发行的公债大涨，他趁机抛售赚个盆满钵满。现在看那是典型的官商匪勾结，他通过操纵他们来操纵股市，通过操纵股市来挤垮吴荪甫。 吴荪甫和赵伯韬是两类人，他是有国家民族情怀，有理想，有道德，有能力的“四有新人”，雄心勃勃要在上海建立东方的现代工业王国，既不贪图物质享乐，更不玩弄女人，是个精神境界比赵伯韬高多少倍的人，但是却抵不过赵伯韬的毒辣无耻。他的问题在于不与国际金融结盟，不与腐败政治和好。 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如果在当下，依然是个三面不讨好的角色，不过今天的工人阶级比起三十年代来更温柔敦厚，他们除了集体上上访，跳跳楼外，还没有诉诸集体暴力直接威胁到资本家的安全，所以吴荪甫最大的可能就是在金融危机的泡沫里再淹死一次。 通过《子夜》，茅盾用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参与了当时中国理论界的那场社会性质大讨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而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同时，茅盾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一方面同情民族工业资本家的遭遇，一方面站在更弱势的产业工人立场，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将工人的暴力革命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在今天看来，应是他思想的时代性局限。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能否产生积极的后果，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苏联解体了，东欧剧变了，中国也在发生着悄悄的改变，而我们的紧邻朝鲜，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下过着精神极不自由、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 今天看来，无论是站在当政者的立场还是民间的立场，要抵挡这场危机，最好的办法是政府、资本家、工人的有难同当，而不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资本家，推翻政府，这样只会加剧社会的矛盾和动荡。显然，茅盾的药在今天是过了保质期的，我们应积极寻找有效的药方，让工人、企业家、政府能同心协力，合舟共济，共度难关。 叶圣陶曾评价茅盾是有社会理论家气质的文学家，而巴金是诗人气质的文学家。茅盾能全景式地反映时代风云，指示社会走向，证明他首先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然后才是文学家。我们今天的文学家应该有茅盾这样的情怀和气魄，关注这场危机，记录这段历史，并将自己的思考拿出来，即便不能改变历史进程，至少应该为文学史留下一片甲骨、半柄残剑或一顶闪着理想主义光泽的王冠。
内容全部来源于网络收集，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QQ：2459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