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思考
罗树明
【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三次浪潮中探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国力还相对弱小，获得的利益也相对有限。因此，为改变这一现实，迎接挑战，应从三个方面提出努力提高我国的核心竞争力。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产业结构/有效需求/挑战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高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许多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在提速，努力加快自身的发展，巩固或积极寻求自身在国际中的地位。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迎接这一挑战，党的十六大高瞻远瞩，面对国内外新形势，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世界，制定了二十一世纪前20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战略布局和重点任务，为2020年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理论基础。本文想就经济全球化对我们经济建设的挑战谈点自己的看法，也求教于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的三次浪潮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由于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相继取消或放松对商品、服务、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国际流动的限制，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互相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导致全球范围内各种要素价格逐步趋同的经济现象。从表现形式来看，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自由化，生产和经营跨国化，以及金融一体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在人类史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对此我们不妨作一些回顾与比较，从中找出一些对我们的启示。
1、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起步于15世纪。当时人类社会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受商业利益和黄金的诱惑，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大西洋一些商业发达的国家开始推行重商主义对外扩张的政策，他们四处寻找和开拓世界市场，推销自己的产品，从而大量积聚货币。新航线的开通和新大陆的发现，为资本找到了巨大的市场。这次经济全球化的源头来自欧洲，先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后是英国。英国从16世纪到18世纪完成了产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和霸主以后，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了巨大的扩张作用。
2、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科技的推动，人类交通、通讯得到了巨大改善，铁路等运费大幅度下降，各国经济出现了人类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融合，使人类分工首次在世界各国得到确立，资源配置的全球性大大深化，国际贸易大幅度提高。从1870—1913年，国际贸易额增长了3.2倍。资本输出空前骤增，仅英国，在一战前，其资本输出就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这次浪潮来势虽然较猛，但由于受一战和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打击而被迫中断了。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直到二战结束后，受战后重建，技术的进步，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等因素推动，世界贸易和资本投资呈现出很强的恢复性增长势头，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贸易年均递增率高达8％左右。但由于受“冷战”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国家内向型经济的制约，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整体融合并未最终形成。
3、第三次浪潮，经济全球化驶入了快车道。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在高科技为主推动下以经济竞争实力来实现的，带有极大的普及提升的进步性和极强的诱惑力，发展中国家普遍表现出较大接应的自觉性，原计划经济的国家在吃尽苦头后已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主动溶入这一浪潮，从而使经济全球化驶入了快车道。据统计，198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不到2万亿美元；到1999年猛增至5.46万亿美元，同期服务贸易额由3千亿美元增至1.34万亿美元。全球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高达20％，全球资本市场存量由5万亿美元增至70万亿美元。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由1979年的200亿美元猛增至2003年的8000多亿美元。这时期一个重要特征是跨国公司的高速发展。1980年，全球跨国公司约有1万家，其海外分公司不足9万家，到1999年，全球共有跨国公司6.3万家，海外分公司达70万家。与此相关，在近20年，直接国际投资年均增幅高达30％。总而言之，这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由于各国自觉主动地参予，与前两次相比，无论是在其赖以支持的物质技术基础，参予国的数量和范围，还是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都是空前的。
二、经济全球化非利益均沾
经济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使资源配置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全球配置，推进了优势互补的发展趋势，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进步，加快了全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普及和共享的进程，使参予国都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它的益处。正因为如此，现在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表现出了较高的热忱和积极主动性。但是，当今社会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侪身经济全球化，是要付成本交学费的。由于各国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实力的差异，获取的利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三轮经济全球化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都是经济、军事强国在起主导甚至主宰作用。当他们的国内资源和销售市场等受到限制，而自己又有这种实力去抢占别国资源市场时，他们就会拼力推行经济全球化政策，使自己从中得到好处；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改变政策，破坏游戏规则。不管怎么说，人们热衷于全球经济，唯一的动机目的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互惠互利是主观意图之外的客观结果。人们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走到一起来，利己的欲望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碰撞、斗争，这就是成本。而在一切利益中，经济利益是最核心的，这种冲突撞击在力量的较量下，会有退让、妥协，但绝不能改变这一实质。无论过去和现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毫无例外地都是从本民族的利益来考虑全球化，决定参予全球化的程度。
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中国付出的成本之大，世人皆知；第二次浪潮我们正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过了。这两次浪潮，我们几乎只有付出，而无收益，只有屈辱，而无骄傲。而对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应以什么姿态介入，这是有良知的每一个中国人不能不深思的课题。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是无须置疑和争辩的事实了，正因为改革开放，当今的中国也是今非昔比，世界对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也是刮目相看了。但我们还是要冷静的掂量掂量自己，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快车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还有哪些差距？面临着哪些挑战？如何解决这些前进中的难题？确实需要深思，这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
三、融入全球化关键在于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
要使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一个大国、强国的姿态站在世界之林中，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从经济的角度，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应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全面贯彻落实小平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使自己在当今高科技竞争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世人皆知的，但知和行并非可以完全一致。这20多年来，我国经济平均以8％左右的速度递增，这是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但冷静下来思考，我们的高速增长主要靠的是能源消耗粗放型的增长，我们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我国在重大技术装备、自动化、机械化的工业设备、高档微电子芯片，精密仪表、仪器、移动通讯等，主要还是依赖进口。我国已是机电、汽车等生产大国，但产品的主要配件，基本上还是靠国外。我们基本上还处在核心技术靠引进装配、仿生阶段。高新技术的原发性创新极弱，中国除了古代的四大发明外，近几个世纪以来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几乎为零。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是一波接一波，特别是将掀起空前的产业革命的人类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已取得重大进展，美、日、德、欧盟都投入巨资抢占这一高地。因为它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乃至对人类的命运都将带来难于估量的影响。
新一轮高科技的研究与开发，引发了知识经济的到来，充分展现了在当今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高新技术的优势。我国党和政府在这一轮的竞争中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但是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我们要赶超世界水平并非易事。2001年，我国首次采用国际权威的米勒标准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国人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1.4％，仅及美国1990年的1/5。这绝非是中国人缺乏智慧，而是缺乏科学技术的熏陶。我们还允许长此以往吗？
2、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从质的方面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结构开始了新一轮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一是产业重心由二产业向三产业转移；二是重点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25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也迈上了一大台阶，供给短缺的时代已基本结束，一般工农业产品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剩余。但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集中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过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等方面，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阶段。要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改善三次产业状况。总的说来是强化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农业要以强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二产业要突出高科技的应用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三产业要把信息产业、金融保险、咨询等现代服务作为重点，放在结构调整更加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加速我国工业化的步伐，同时迎头赶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浪潮，迎接全球化竞争的挑战。
（2）发展信息产业，使之与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一方面以信息技术带动一批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使之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应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
（3）努力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国家要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不断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繁荣大、中、小城市经济，把农村大量富裕劳动力吸收到城镇中来，使我国城市人口由现的39％提高到2020年的50％以上，特别是云南，现在城镇化人口仅为25％，任务更艰巨。
（4）进一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别。中央政府要加大西部开发的力度，重视东北部老工业基地改造。同时发挥东部的区位优势，使之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从而达到全国各地区的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全国的共同富裕。
3、拉动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97年后，我国告别了几千年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但目前出现的“相对过剩”是一种典型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又是消费需求不足，这就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于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和对外贸易。这对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极为不利，关键还是要扩大内需。拉动内需，重点是在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水平。
一是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在生产逐年发展的基础上，使普遍居民收入都得到改善的前提下，各级政府要特别关注两类人口群体收入的提高。一类是尚未脱贫的农村贫困人口；第二类是城镇贫困人口，包括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企业效益较差的部门职工，以及提前退休或被拖欠退休金的人员，因疾病、孤寡年老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员。
二是拓宽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仍在40％左右，农村居民则高过于50％。在努力降低恩格尔系数的同时，城镇居民要重点突出住房、教育、交通、医疗、旅游的消费领域。农村居民则在增加教育、医疗和提高居住质量等方面下功夫。
三是加大公共设施投入，改善公共消费。政府将会不断增加城镇乡村对交通、教育、文化、体育、医疗保健、社区服务等公共设施的投入。可采取政府出大头、企业出中头、居民个人出小头的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加速提高居民公共消费比重，改善居民公共消费质量，从而也会降低这些设施维修的成本。
四是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居民消费的制度障碍。要通过立法，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逐步完善和提高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办法，并开征社会保障税，为逐步解决目前保险履盖率过窄，保费过低问题奠定物质基础，要全面普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对低收入群体救济的法律法规制度，从而消除居民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安定感，使之形成新的理性预期，从而提高自身的消费倾向。
五是放弃和改革约束消费环境的政策，促进消费增长。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为改善消费环境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消费环境越来越宽松，较好的刺激了有效需求。但抑制消费的体制和政策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消费环境仍不够理想，政策的空间还大，仍需进一步努力。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现时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过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利益都有互动性，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一定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与狼共舞，又要与发展中国家谋求好合作，形成合力，采取共同行动，以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全球调控能力，加快对不公平的国际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同时也为国内经济发展创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早日实现提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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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05
【原文出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200406
【原刊页号】63～65
世纪之交的紧要关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漫漫征途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对银行界来说，这意味着经过一段减让阶段后，大约2005年中国商业银行市将完全向世界洞开。届时外资银行（经由中央银行依照国民待遇审批）可以在我国经营任何银行业务。这对尚处于幼稚期的中国银行业来说，不啻是一个令人寝食难安的事实。如何策略地引导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减弱“入世”冲击，扶持本国银行业，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现状的理性分析
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以来，截止到1998年底，经国务院批准的可以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网点的城市已达24个。我国正式批准在华外资银行已达172家。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53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合资财务公司6家。除人民币业务外，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业务都已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也在积极的试点之中。
由于我国金融服务领域所具有的广阔市场，外资银行本身所具有的完善的基础管理水平及灵活的经营作风，特别是我国政府为外资银行创造的良好的经营环境，使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处于十分有利的竞争地位。具体分析我国“内外有别”政策对外资银行发展的影响如下：
（一）税收和政策优惠为外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1）税收优惠。我国内地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33%，与国际通行水平相一致。我国国家专业银行的所得税率为55%，其他商业银行为33%，而设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外资银行则享受15%—30%的优惠税率，同时营业税也大多获得减免，税收方面明显低于中资银行。不同的税率使本地金融机构在扩大经营规模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导致中外银行竞争中的不平等。（2）业务优惠。虽然外资银行目前尚不能经营某些业务，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却可以合法经营另外一些本国银行不能经营的业务。例如，国内金融机构一律不准在境内经营投资业务，而外资银行则可从事外币投资业务。（3）政策负担上的差别也不容忽视。我们的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至今日还要承担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法》规定业务内容以外的所谓“社会责任”，已设立的一些政策性银行并没有将商业性银行从社会义务上完全解脱出来。外资银行对国家政策所承担的义务远弱于本地银行，各地政府对外资银行也极少提出政策性贷款要求，而本地银行却经常为此承受巨大压力。此外，外资银行也较少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约束。
（二）金融监管比较薄弱，放纵了外资银行的违规行为。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各地为吸引外资，积极扶持外资银行，而放松金融监管。这就导致了对外资银行监管力度不足和不平等竞争的问题。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不少违规行为。比较常见的有：（1）转利润现象严重。一些外资银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总行借款，同时把在中国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汇往总行，从而向国外转利润，致使我国税收遭受重大损失。（2）超比例吸上存款。《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该行在中国境内的总资产的40%”。但目前外资银行超比例吸存款的现象相当严重。（3）营运资金不到位。少数外资银行将营运资金存放于境外，或多次调拨，使营运资金不真实到位。更有一些外资银行的流动资产达不到规定的比例。按规定，外资金融机构的流动资产占存款的比例不能低于25%，实际上有的还达不到10%。（4）提取呆账储备不合理。相当多外资银行计提呆账储备不合理，有的不提，有的提取标准不按我国规定，而按其总行规定办，有的则是在有坏账发生或可能有坏账发生时才提取，并按坏账金额大小等额提取或近似等额提取，若无坏账发生，则不予提取。（5）结算业务中违规经营。不少外资银行在结算业务中采用不合理竞争手段，如私下降低手续费标准、邀请客户出国等。在办理汇出业务时缺少必要文件，甚至接受假凭证。（6）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按照我国现行的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的规定，外资银行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国银行交纳存款准备金，但一些外资银行想尽办法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
上述现状的形成，究其根源，主要是我国长期坚持“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和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的对外资银行的基本政策。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银行，通过严格限制业务范围保护国内不发达的金融业。贯彻到实践中，这种政策的弊端一方面加剧了竞争的不平等性，“自我”强化了对内资银行的威胁，对中资银行的业务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使中资银行在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对外资银行过多的业务限制则被对方指责为歧视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这种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原则与要求。因此，改变原先的“优惠政策加业务限制”的做法，采取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办法，以业务吸引外资，以严格监管来制约外资银行的不利影响，扶持本国银行业乃根本出路。
二、外资银行是入我国金融市场的策略引导
为减弱“入世”对银行业的冲击，现阶段我们应当充分利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按照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策略，对本国银行业实施适度保护政策。
（一）灵活运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
1.国民待遇原则的准确把握。在关贸总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予以规定的，而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国民待遇是作为一项具体承诺来予以规定的。根据WTO关于服务贸易的谈判规则，各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秩序地开放某些服务部门或分支部门。换言之，作为一项义务，有关成员只在承诺开放并给予国民待遇的服务部门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提供国民待遇；在那些只承诺开放而没有提供国民待遇的领域，有关成员可以只依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开放有关市场而不提供国民待遇；在没有列入承诺表的部门，各成员就更无义务提供国民待遇了。
2.不对称原则的具体适用。不对称原则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再多参五”，另一个是“逐步自由化”。所谓“更多参与”主要见于第4条，它要求通过协商，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增强其国内服务业的能力，并提高其效率和竞争性，以便发展中国家能更多地参与世界服务贸易，而且应特殊考虑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帮助。所谓“逐步自由化”，主要见于第19条，它是指各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少开放一些部门、放宽较少类型的交易和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应根据他们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据此，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可以根据我国的政策目标及银行服务业务发展水平、区域分布状况，择优引进，优化布局，逐步进行，以便为中资银行适度延长缓冲时间。
3.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灵活运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关贸总协定的最核心的条款，虽然服务贸易总协定仍保持了这一原则，但许多缔约方都坚持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主张最惠国待遇应根据各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来确定，或者以各受惠国的不同发展水平而在给予的待遇上有所区别。对于发达国家，还要求其在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服务技术的出售及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的进口方面，根据关贸总协定中有关差别待遇和特殊发展中国家状况的规定，承担更多的优惠义务。据此，我国一方面可以援引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取得跨国经济的对等待遇，另一方面应积极以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要求对方给予更多的优惠待遇。具体实践中，我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时，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附加必要的限制条件，并有效利用限制措施，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及分支机构数量、控制比例等，防止外资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或控制，确保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份额和地位。
4.保障条款和例外条款的合理使用。GATS第10条的保障条款规定，由于达成具体承诺后发生了未能预见的变化，以至某项服务的进口规模剧增，从而对国内相同的服务及其提供者造成严重损害或有此威胁时，东道国可以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已达成的承诺。第12条规定，当东道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或对外金融领域内发生严重困难时，可以重新实施限制，包括交易支付和货币转移的限制。第14条规定东道国出于维护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保护居民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防止欺诈，保护个人隐私和账户秘密，保证国防安全等需要时可以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最后，在附录（四）中规定，东道国出于谨慎的原因，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以及保护投资人、存款人、投保人的利益，可以有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些条款，给我国提供了合理保护国内银行业的机遇和条件。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区别情况，对国内金融业实施有效保护。
（二）实行放宽业务与严格监管策略的法律调整
在国内法规与国际规范的关系上，我国已颁布施行的法规、规章中不少规定与国际公认的准则与规范不一致。例如我国有关外资机构经营人民币必须遵守国内准备金、存贷款利率和资金拆借等规定，均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金融条件制定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为适应“入世”的需求，真正对外资银行实行放宽业务五严格监管的策略，金融领域就要加快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潮流的接轨。
1.在市场准入的立法模式上，应采取“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立法，已由原来的“内外分立”的双轨立法模式向现在“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转化，亦即实行涉外经济立法与国内经济立法的并轨。我国的涉外金融立法也可参考这一做法，例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外资银行机构”一章，从而在国内金融立法与涉外金融立法之间调整好相互关系。从目前的立法实践来看，《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外资银行、合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明显不协调，而“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可以消除这种不协调，通过将后者最低注册资本提高的办法，使两者统一起来。
2.在外资银行进入管制方面，要通过制定严格的进入标准和审批条件来加以控制。在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上，我国目前引进的银行类外资金融机构有3种形式，即外国银行分行、外资（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有一种不能进行实际经营服务的代表处。从金融管理当局的角度看，外国资本参与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分行，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放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受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的监督最少，无法加以控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分行与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不仅没有严格的区分，而且实践中偏重于分行这种形式。要纠天上这种偏向，使外资银行的引进最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必须针对不同开业形式，在审批条件和程序上有所区别。例如，尽可能简化对代表外的审批；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参股的合资银行，但在法律上必须订明外资参股的最高限额；对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的条件，要坚持高标准，其要求比对其他形式外资金融机构的审批应更严格；对外资银行实行许可的单独审批制度，许可证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
3.在业务管理方面，在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问题上，适当放宽业务管制，应该是一个有层次性和选择性的渐进过程。首先，要求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必须是业绩显著、信誉良好、而且在我国经营有一定时间、具有一定规模的外资银行；其次，可选择部分经济特区的外资银行开放经营人民币业务。
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层次人才的跨国服务更为频繁，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进一步交汇和相互冲击；生源的国际流动不断加速，教育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我们冷静地、认真地加以分析，深入研究给中国教育发展和变革所带来的影响。
加入WTO，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有人说，这是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一张时间表。因为我们对WTO各个领域的市场准入和可以享受国民待遇的各项承诺都是有时间限定的，这就不同于我们过去的改革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发展进程、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承受能力逐步地推动。而加入WTO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有了一张明确的时间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综合国力的提升，从而在更为深厚的基础上和更为长远的意义上，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现在，中国全国上下都已形成共识，做好加入WTO的各项应对准备，关键是人才，抓紧实施人才战略。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对科技、经济、法律、管理以及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和熟悉WTO规则的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这很显然有利于推动教育结构和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
同时，教育本身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入WTO时也做出了相应的承诺，这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借鉴先进的办学和管理经验，又将对我们原有的教育体系、办学格局和管理方式带来冲击，对这些冲击处理得当，有利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教水平的提高。这些我们都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这一冲击的。
但是，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加入WTO后，中国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教育能否为在国际竞争中的中国各项事业，为经济和各行各业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提供知识和智力、人才的支持，为中国高新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说是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最大和最紧迫的挑战。目前，中国国民素质尚不够高，从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看，发达国家如美国为14年，法国为13年，日本为12年，中国仅为8年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加入WTO以后，人才培养将在一个更加开放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维护教育主权和中国本土优秀文化传统的任务也相当繁重。
随着人才流动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人才本土化，中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和专业人才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中国教育服务方面的进一步开放，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国教育机构，涉外教育服务市场的监管亟待加强。中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不强，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而且看来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缩短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教育差距方面，也面临挑战任务。
中国教育的发展、改革和开放，如果不能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具有优势的人力资源，如果不能培养出数以千万计的各类领导人才和科技人才，中国现代化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当然，可喜的一面是，世界有很多报道在说中国正在或将要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和制造业基地，这本身说明，近年来中国政府制定科教兴国战略，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才使国民素质和人才优势得以发挥。因此，中国的教育既要满足本国需求，也要瞄准国际范围内的长期激烈竞争，而且教育要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利用全球知识和教育资源，提高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教育的适度超前和跨越式发展。
学者们在肯定全球化的一般性定义的基础上，又强调了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特征，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联系。埃及的Amin 教授认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致的。它并非只是利润推动的结果，还包括了民族利益的驱动。全球化也并非新的概念，因此围绕着全球化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百年以来一直存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化有了新的表现。李琮教授认为，全球化是多种因素推动的，但主要是生产力以及科教发展的结果，反之，全球化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印度的Mahanty教授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政治经济现象，是必然发生的，是美国霸权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全球化的意义应从军事、安全、文化、信息等多因素的相互关系中考察，而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丹麦的Hersh教授认为，全球化不仅是世界经济中的进程，而且通过建立规章制度，把新自由主义强加于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
银行改革：
三条对策：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二，控制银行业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尽快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和业务范围；第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重组，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争取时间加快商业化进程。要下大力气解决不良贷款，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根除导致出现不良资产的根源，
（2019·荆门）“组织成立后，其成员国的关税水平普遍降低，贸易壁垒进一步减少，促进了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该组织是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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