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过错参与度越高，赔偿就越高吗

不一定的，主要看造成的后果。
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采用五等级法对患者所诉医疗损害中医疗过错行为进行参与度评定，具体为：
1、医疗过错参与度100%。在该情形下，所诉医疗损害完全属于医疗过错所致，与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无关联，法学上为必然因果关系，也叫直接因果关系;
2、医疗过错参与度75%。在该情形下，所诉医疗损害主要是医疗过错所致，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增加了所诉医疗损害出现的可能性。法学上为相当因果关系。
3、医疗过错参与度为50%。在该情形下，所诉医疗损害是医疗过错和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疾病以及其他行为共同作用所致结果，且双方的作用强度难以区分，即出现所谓“原因竞争”，法学上为素因竞和之因果关系;
4、医疗过错参与度25%。在该情形下，所诉医疗损害主要是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所致，但医疗过错对损害结果的出现起到诱发、促进、加重等作用，法学上为事实之因果关系;
5、医疗差错参与为0%。所诉医疗损害完全是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所致，与医疗差错无关联或不存在医疗差错，法学上为无因果关系或无自然关联。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过错参与度、责任程度或原因力大小一直是审判实务中的斯芬克斯之谜。所谓过错参与度、责任程度或原因力大小，系同一概念，指医疗过失行为在人身损害全部应赔偿额中所应承担的责任比例。这个责任比例是在已经鉴定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下，对医疗过失的赔偿比例作出的进一步限定。医学会的鉴定结论通常以责任程度如完全责任、主要责任、对等责任、次要责任、轻微责任、无责任来表述，非医学会的法医司法鉴定机构则往往以过错参与度或原因力大小来表述，这些机构通常会确定一个比较精确的比例范围，如30-40%，45-65%等等，有也不确定具体范围而以主要、次要、间接、直接因果关系等抽象用语表述的。不同的责任比例所导致的赔偿额可能天差地别，比如一个后果非常严重的损害，如果全部赔偿额为100万元，但责任程度为轻微，则实际赔偿额可能只有10-20万元。
有关责任程度、过错参与度或原因力大小的判断权一直为医学会及法医司法鉴定机构等鉴定机构掌握，法院也习惯于将这一问题视为审理中的事实问题、专门性问题而交由鉴定机构判断。法院判决往往在鉴定机构所确定的责任范围中取舍一个中间值作为最终的医疗过失责任比例，很少有超过或低于鉴定机构所确定的范围。如果审判过程中委托的鉴定结论对责任程度或原因力大小划分不明或存在多个鉴定互相矛盾的情况，则法官也不敢自由裁量而是继续将这一问题提交鉴定机构以寻求一个新的最终的责任比例。
过错参与度、责任程度或原因力大小本质上是法律问题，是在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事实问题解决后，为限制赔偿范围而提出的法律问题。限制赔偿的基本理由是患者存在自身疾病或自甘风险，不能由医方无限制赔偿。但是，在医疗过错、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对自身疾病或自甘风险进行法律上的赔偿限制，完全是法的价值评判问题，不是事实、专业性问题，完全可以、也应当由法官根据逻辑与经验法则进行法律技术推演，不应交由鉴定机构直接评判，更不能以鉴代判。

    医疗事故（过错）赔偿规定

1. 医疗费：受害人在医疗事故发生后因健康受损需要进一步治疗，无论患者经治疗后痊愈、残废还是死亡，这其中都有部分医疗费用属于因医疗事故发生而支出的不必要的费用，如果医疗事故造成了不良后果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后续治疗，还需要支付将来所需的医疗费。医疗费的赔偿应当与损失相一致。主要包括治疗费、住院费、检查费、药品费等，一般主张应当是在医疗上认为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基本费用。

    2. 陪护费：受害人因医疗过错受到伤害，在治疗过程中由于病情需要由家属或家属雇人看护的，应当由加害方支付陪护费。这部分费用应当结合当地的工资水平及看护工作的复杂程度与时间长短来进行计算。我国《条例》中规定按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这种计算方法是较合理的。 

    3. 交通费、住宿费：受害人因住院、出院、往返于医院进行治疗或转院时所花费的交通费，及异地治疗时的住宿费应当由加害方支付，同时，受害人的亲属确有必要支付的为探视及陪护受害人的费用也应当由加害方赔偿。这笔费用必须要综合考虑受害人受伤部位、受伤程度、交通状况等情况，必须是医疗上及社会公众观念认为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才可以得到赔偿，所以这种情况下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住宿费的赔偿标准，原则上是按照公务员出差住宿标准，但是由于现行规定中这种标准过低，故法官在实践中确定的赔偿标准可以适当高于公务员标准。我国《条例》中规定了接受该项费用赔偿的人数限为2 人，有效地防止了受害方可能出现的过分索赔要求，具有合理性。 
    4. 住院杂费：主要包括日用品杂货费、伙食补助费、通信费甚至书报费等。由于这项费用因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会有很大弹性，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不宜按具体项目进行计算，采取一揽子定额化方式比较合适，将其计入损害赔偿额内。我国《条例》对此项规定为定额方式，即按照损害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实践中争议也不大。 
    5. 丧葬费用： 医疗事故致患者死亡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应当支付患者近亲属丧葬费。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丧葬习俗、生活水平上存在差异，所以这笔费用应当结合受害者死亡当时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与丧葬费实际支出的一般标准来决定赔偿额。我国《条例》中规定的是按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是合理的。 
    6. 残疾用具费：我国《条例》规定“因残疾需要配制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此规定较全面合理。 
    7. 律师费用：在请求损害赔偿的诉讼中，因涉及许多专门的法律问题，受害人一般要请律师介入。律师帮助诉讼不仅可使当事人得以全面保障自己的权利，也有利于法律程序的顺利进行。但诉讼成功后如果律师费用由受害方承担难免不公平，因为这笔费用属于本来可以不发生的费用。世界各国对律师费用支付均有自己的规定，但部分律师费用由败诉方负担已成为潮流。只是因各自司法制度的不同，而使律师费用的赔偿额的确定有所不同。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判决将部分律师费用由加害方承担已不少见，业内对律师费用是否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也无太大争议，但缺少这方面法律的明文规定。 
    8. 误工费：患者因医疗过错不得不住院或病休，应获得因不能正常参加劳动而丧失的劳动收入的赔偿。我国《条例》第五十条中关于误工费的规定为：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3 倍以上的，按照3 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可见我国在误工费的计算上不是按照损失多少赔偿多少的原则，而是采用主客观兼顾的计算方法，规定了一个计算标准即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同时设定一个赔偿标准上限为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 倍。这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经济收入较低有关，可能也考虑到了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尚不完善，医疗机构的赔偿能力不强的现实。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似乎过于简单，忽视了患者实际收入、受教育程度、发展前途等自身因素的不同，且该规定赔偿标准的上限过低，对众多高收入的医疗事故受害者来说有失公平。基于我国现阶段只能在保护患者权益和保护医疗行业的发展中作出调和，那么可以将目前这一赔偿标准的上限提高，如将赔偿上限提高到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 倍，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日渐发展的今天，这个数额对医疗机构来讲并不算高，不会对医疗事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可以尽量接近按实际损失补偿受害人。 
    9. 残疾赔偿金：是指对受害人因劳动能力减少或丧失而损失的未来应得利益的赔偿。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是按限额赔偿原则，以残疾生活补助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的形式出现的。《条例》规定残疾生活补助费以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为赔偿的计算标准，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 
    10. 死亡赔偿金：是对因患者的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应得利益的赔偿。侵害生命权，其实质在于将自然人的死亡提前，即为死者近亲属的消极损害。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精神损害赔偿，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也将死亡赔偿金列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之一。 
    11.精神损害赔偿即非财产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指的是对受害人因伤害导致的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不良后果，如肉体的疼痛、精神的痛苦以及参加特定活动的能力的丧失予以赔偿。医疗侵害行为侵犯的主要是受害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身体受到伤害时通常会给患者本人或家属带来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精神损害尽管难以用金钱来计量，但是对精神损害给予适当金钱赔偿可以重建受害者的自信，平息他的愤怒，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医疗事故赔偿范围是必然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 年3 月出台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 ，规定非法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造成精神痛苦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该司法解释表明，一旦精神损害的侵权行为发生之后，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实践真知、法律智慧和法官良知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 

不够详细，你是医生？那每个医院都有相应的规定的。参与度和责任没有关系，你参与的多，但是你没有过错，那就不用赔偿。

也不一定。主要看造成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