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个民族起源

　　传统的汉文文献，是宗信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原地区，其中有一部分被流夜于边疆，才有了严“四裔”各族。司马迁综春秋、战国各说，在《五帝本纪》中这样叙述：由于共工、兜、三苗、鲧有罪，“於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不仅影响及于《史》、《汉》而下，一直到近代也还有一些专家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到边疆，才有了边疆的民族与文明。

　　然而这种一元中心起源的正统史观，到20世纪初叶受到了挑战。首先是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同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启发，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要以研究社会和国民人群进化并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来代替以帝王为中心的旧史学。他在1906年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以“中华民族”称呼汉族，而以“中国民族”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他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而“苗蛮”、“百越”，“百濮”等其他“中国民族”，“要之自有史以来即居中国者也”。以后他在1922年又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对汉族、蒙古族、突厥等族进行了初步的叙述。今天我们看梁的研究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而且难免受到大汉族主义正统观的影响，但20世纪初敢于否定汉族的单一来源并断言它是“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是对中华民族一元中心起源正统观的大胆挑战。

　　另一派即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顾于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 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1923年又发表《答刘(藜)、胡(堇人)两先生书》，进一步阐明这种上古史观，“1.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了地域向来统一的观念”，“3.了古史文化的观念”，“4.了古代黄金世界的观念”，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上古史及先秦文献的可靠性的大论战。这是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一个起了广泛作用的学术讨论。在学术上，顾受着清代崔述、姚际恒等辨伪学说的直接影响，在思想与治学方法方面，主要受着梁启超、钱玄同、胡适、王国维等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鼓舞。他说，“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蔡元培)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此后，他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还指出：“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基本观念。”

　　当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古史辨派的疑古及对先秦古籍的全面批判以至否定，有些结论和方法都有矫枉过正之弊，但它对打破中华民族一元中心起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与古史辨派对上古历史及有关文献的态度大异其趣，然而同样不相信中华民族只有一源的是1927年蒙文通所撰《古史甄微》，认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样，其经济文化各具特征。蒙的这种“三系学说”，与1943年出版的徐旭生撰《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可为呼应，徐概括中国古代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三大集团互相斗争，后来又和平共处，终于完全同化，才渐渐形成了尔后的汉族。他说，“我们战国及秦汉时代的人民常自称为华夏是错误的，他们实是华夏、东夷、苗蛮三族的混合。我们常常自称为‘炎黄裔胄’，其实这个词不能代表我们。必须说是羲、、炎、黄裔胄，才可以代表我们全体老汉族(今日的汉族混杂了很多族是很清楚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叙言)。此书一出版受到了很大的重视，由于他篇幅宏大且自成体系，确实对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起源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在20世纪20～40年代，曾出版多种综合性的中国民族史，其中林惠祥撰《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较全面对汉文历史文献和当时的考古学材料以及民族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研究，因而对华夏——汉族及各其他中国民族的起源形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叙述，可视为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民族史的代表作。

　　上述各家虽不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有的却直接或间接受到唯物史观的启发，而李大钊在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同时，已极大地关注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创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工作。其后郭沫若将唯物史观运用于整理研究甲骨文、金文史料，从而撰著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大系图录考释》等一系列鸿篇巨著，建立起中国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的学术体系。今天看起来具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早期形态的特点，然而在20世纪30～40年代，这是中国史学的一场真正的革命。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家和民族家，对中国各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总体研究，都做了许多开创工作，使新中国的民族史，得以有正确的方向和良好的基础继续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族别史研究，后又出现综合研究势头。费孝通撰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等多角度，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指出：“它的主流是由于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费的这个提法，将进一步推动我们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使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走上一个新台阶。

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世人皆知。但是，很多人却并不知道，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解放初的40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长期、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甄别而最终认定下来的。

那么56个民族是怎么认定呢？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经历过长期的演变，支系纷繁，族称众多。由于以往的统治政府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许多少数民族被迫隐瞒自己的民族成份，同时也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所以根本弄不清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平等意识逐渐觉醒，纷纷提出确认自己的族称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份。另一方面，只有确认了民族成份，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其他各项民族政策。新中国建立后，开始把民族识别工作提上民族工作日程。

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名称的辨别。新中国建立初期，各民族的名称相当复杂，据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登记上报的民族有400多个，其中有的是自称，有的是他称；有的为一个族体不同的汉语音译；有的以居住区的地理名称而得名；有的则以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命名，如此等等。对这些民族名称进行民族识别，就是要弄清楚待识别的人们共同体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那么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一个少数民族的一部分。

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密切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全国提出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了科学的辨识，加上原来公认的民族，到七十年代末，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成份。

我国的民族识别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4年为第一阶段，其间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民族外，又确认了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僳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枯、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民族等共38个少数民族。1954年到1964年为第二阶段，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为德昂族)、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后改为毛南族)等15个少数民族；1965年到1979年为第三阶段，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1979年最后确认了基诺族。至此，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被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55个，加上汉族，共56个民族，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

在民族识别中，在有科学依据的条件下，充分尊重民族集团的意愿，在民族称谓上“名从主人”。如1963年4月改“佧佤族”为佤族，1965年10月改“癎亻童族”为壮族，1985年9月改“崩龙族”为德昂族，1986年6月改“毛难族”为毛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