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间，两度沉沦
——浅谈两次鸦片战争
历史有时相似的让人心碎，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和创伤的身心，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近代史的一幕幕。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流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数处遗址。留住了历史，人们却总是习惯于牢记胜利、成功和辉煌，但往往把失败、伤痕和屈辱遗忘。以往的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一百多年沉重而暗淡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中国人不应该、也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个镜头，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比如：两次鸦片战争。
168年前，英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封闭已久的国门，中国近代史也随之拉开了帷幕。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却两度陷入了鸦片战争的泥沼之中，久久不能自拔。历史的背后留下的并不是空白，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原因。“以史为鉴”，不再因为相同原因犯相似的错误，这就是历史这门科学存在的意义。
一、两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虽然封建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地冒了出来，在一度程度上呈现一种新旧交互渗透的过渡性状况。但是总的看来，社会的旧格局、旧面貌依然没变。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经济的统治地位从而抵制了舶来品的倾销。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完全找不到销路，而英国对中国茶叶的大量需求导致其一直处于贸易入超的地位。为了改变中英贸易的状况，英国企图变中国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从本质上看，英国发动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是英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
1856—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第二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么开始了。
二、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结果，中国第一次向外国侵略者屈辱求和，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而独立的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苦难道路。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欺凌的开端。但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化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鸦片战争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鸦片战争的这两个开端，便交织成一部旧中国109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即既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压迫和抑制了中国近代化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逐步消除“上国天朝”、“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的虚骄之气。鸦片战争输入了机器和近代生产技术，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旷野上，移植了几百个近代大机器工矿交通企业，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同时开始培养近代技术人才。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加速扩大外国在华资本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把中国民族资本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长期控制和垄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进出口之间，进行不等价交换，加上早期的贩运鸦片，从中吮吸着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使中国陷入贫困的境地。鸦片战争之后的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那2100万银元，开了战争赔款的恶例。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在政治上，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它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抗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如果说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第二次鸦片战争促使了地主阶级的分化。洋务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革新思潮。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把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称作“夷”的做法，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定的《天津条约》所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内容，在许多地方实开早期改良派的先声。
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圆明园的残垣断壁却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历史证明，我们要救民族之危亡，就必拒外寇于国门之外，要救文明之衰微，就必须打开国门发展自己。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让我们共同努力！
把前言和后续抄一点，然后从书中的章节再摘抄点就ok了。。。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这是好久以前写的了，幸好还没删，希望你能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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