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
子罕，公仪休，刘宠，杨震，包拯。
不贪为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以不贪为可贵、崇高，也表示廉洁奉公。
这个成语来源于《左传.襄公十五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
宋国有人得了块玉，拿去献给当权的大官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给做玉器的师傅看过，说是件宝物，才敢贡献的。”子罕道：“你的宝物是这块玉，我的宝物是‘不贪’；我若是收下你这块玉，你和我的宝物岂不都丧失了吗？还不如各人留着各自的宝物好啊！”
那人听后跪下磕头，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藏着这么贵重的宝物，实在不安全，献给您也是为了自家的平安啊！”子罕于是在本城找个地方让其住下，介绍加工买卖玉石的商行帮他把玉琢磨好，卖了个好价钱，然后让他带着钱回家做老板去了。
【念楼曰】 鲁襄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五七年，距今已二千五百五十八年。那时的大官对来行贿者的态度，比今之成克杰、胡长清辈为何如？亚里士多德云：“德性生于天成，成于习惯。”若不相信人性越来越坏的说法，那么社会习惯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风气”，影响可就太大了。
【《左传·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公仪休
常常见人在文章中感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觉悟怎么还没有某某古人高呢？我对这种感叹向来就不以为然，所谓“觉悟”，指的是一个人由模糊而认清，由迷惑而明白，都是就具体的人对具体的事而言的。相对于某件具体的事情的认识，今人并不一定就比古人高明。不信，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一个公仪休拒鱼的故事: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这个公仪休在饮食方面最大的爱好就是吃鱼。一日，就有人投其所好给他献上了一条鱼。按咱们今人的“理解”，一个堂堂相国，收人一条鱼算什么，让人直接拎到厨房去得了。可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老人家竟然坚决不受。他的弟子们都劝他，你老人家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如今人家送上门来了你怎么反而不要呢？公仪休解释说:“我正是因为喜欢吃鱼，才坚决不接受这条鱼的。你们想，如果我今日收下了这条鱼而导致有朝一日丢了相位，虽然我喜欢吃鱼，却再也不能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如果我不收这条鱼，保住自己的相位，就能够长久地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
就公仪休拒鱼这件事来说，这公仪休相国的“觉悟”还真比今天的有些“人民公仆”高。(换成今天的某些领导，你那条大鱼就是用纯金打造的他也敢收！)公仪休的“觉悟”之高，首先高在他的明智上。
“鱼我所欲也，相位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相位也。”公仪休在拒鱼时念没念叨这段话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公相国终究为自己的前程果断克制了爱鱼之念，他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明智的。无论今人古人，总有许多人一旦利益障目，就变得是非不明鼠目寸光，被眼前利益牵着鼻子走，以致做了眼前利益的牺牲品。而公仪休始终没忘记凡事要权衡利弊得失，懂得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贪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道理。公仪休面对眼前利益的清醒和明智，和今日官场那些一朝大权在握，便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谋私，迫不及待大捞特捞，最终身败名裂、身陷囹圄的短视之徒相比，是不是要胜出多多？
公仪休的“觉悟”更体现在他老人家对法制对规则的敬畏上。实事求是地说，公仪休并不是不爱人家送上门来的这条鱼，他之所以没有收下这条送上门来的不义之鱼，是因为他不愿意冒丢官弃职的风险；也就是说，作为相国的他还有所畏惧。收下一条鱼，也许还不至于被免官去爵，公仪休却把它看作是对法制和规则的破坏。有了这样的开头，以后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正是对法制和规则的敬畏，促使公仪休行事谨慎，利益当头时能三思而行，自觉用法制和规则来约束自己。“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公仪休于此论大概是深有体会的。“欺公”的人也许能得逞于一时，却往往难有善终。“惧法”的人也许会有诸多的牵绊，却能生活得坦坦荡荡，不必时时惧怕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种种诱惑，最终顺利绕过人生路上诸多私欲的陷阱。
今人说的“觉悟”，常常与“阶级”结合起来，被想当然地加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仿佛一说“觉悟”，就上升到了高尚的人格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高度。如此一来，当然就以为今人的“觉悟”要比古人高了。其实，在共产主义道德还只是一种美好追求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应回到“觉悟”的本义上。做到不被眼前利益蒙蔽心灵、敬畏法律和规则是最高的“觉悟”。
刘宠
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青年时期，刘宠因“明经”被举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政绩有声。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升职入京，山阴县(会稽郡首县，今浙江绍兴)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百文钱赠他。刘宠不肯接受，只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以作纪念，后人便称他为“一钱太守”。清代监察御史杨维乔在诗中写道：“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特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刘宠入京后，历任宗正大鸿胪、司空、司徒太尉等职。一次他出京到外地，路经亭舍，想进去休息片刻，管亭舍的官吏拒而不纳，说：“我们这里特意整顿洒扫一番，专门等待刘宠大人的到来，你有什么资格来住呢!”刘宠听了，一言不发，悄然离去。时人称颂他是一位忠厚长者。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刘宠被免职，返回乡里。后卒于家中，葬牟平莒岛(现养马岛)。其一生清廉俭朴，在《后汉书·循吏传》中被奉为楷模。清代著名文人宋克智在诗中写道：“冷落东牟汉室亲，坚持清节作名臣。到今千有余年后，占得吾乡第一人。”
无私无畏的杨震
提起东汉人杨震，不少人感到陌生，有些人只是对他的却金“四知”熟悉。这个史料，在反腐败的文章里是经常被引用的。
还是从这个史料入手，来认识杨震吧。杨震在出仕东莱太守期间，因公务途径昌邑。县令王密本是荆州的茂才，曾得到杨震的推荐。这天已夜里，王密谒见杨震时，从怀里取出金10斤相赠。杨震毅然拒绝，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还是推却不受，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见他如此廉正挚诚，只好羞愧地出门而去。
杨震是宏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曾执教讲学20余年，年50始出仕，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他是大器晚成，虽50岁才当官，但官运亨通。按说，这么大的年纪才当上官，是很不容易的，用今天某些贪官的话讲，有权不用就会过期作废。但他却为政清廉，无私无畏，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直至被诬自杀。
在廉洁方面，却金说“四知”，只是杨震不接受私人馈赠的一个例子。是不是他的薪水很高?非也。杨震的生活并不富裕，他的家人，经常吃青菜和粗粮，出门皆以步代车。亲朋故旧诚意劝他，要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趁当官之际开办私人产业，从中牟取利润。但是，杨震始终没有同意。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意思是不给子孙购置产业，而是留下了清白廉正的名声，不也是十分丰厚的遗产吗！
无私方能无畏。尽管杨震谓位列三公，但他从不阿谀权贵，也不愿慷公家之慨去讨好他人，而是正色当朝，纠偏纠妄。汉安帝的奶母王圣，仗着抚养安帝有功，不但自己为非作歹，而且怂恿女儿佰荣在宫里恣意骄淫，行贿受贿。杨震为此上疏安帝，要求“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佰荣，莫使往来”。但是，由于安帝的屁护，王圣阿母和女儿佰荣更是肆无忌弹。佰荣又与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瓌私通。刘瓌娶佰荣为妻以后，也因而得以袭刘护之职而擢位侍中。对此，杨震义愤填膺，再次上疏诤谏，指出刘瓌拜官封侯“不合经义”，要求将侍中之位传袭给刘护的同母弟刘威。但安帝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在中常侍樊丰和侍中周广、谢恽等人的煽动下，为王圣阿母大修第宅。
延光三年，樊丰等人趁安帝东巡泰山的机会，伪诏争相修建住宅。不久，樊丰等人听说杨震在调查此事，害怕真情泄漏，便共同造谣中伤杨震，又奏请安帝收回杨震的太尉印绶，将他遗返原籍。当杨震行之城西几阳亭时，慷慨地对子侄和随从们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家次，勿设祭祠。”说罢，饮鸩酒而死，年70有余。可以说，杨震的自杀，不是自身有罪的畏罪自杀，也不是走投无路的无奈自杀，而是以自己的死来抗争社会的不公。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顺帝时，杨震得到平反。朝廷为嘉奖他的忠贞，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今陕西潼关关西大道北），并立于石上，其碑至今犹存。杨震虽然已死了1876年了，但他和他的却金“四知”，仍被世人所传颂。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包拯 ：
包拯（999-1062）字希仁，芦洲合肥人（安徽合肥），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
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于乡里。
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于世。
管仲,包拯,寇准,于谦,袁崇焕,孙承宗.
包拯并没有小说、传闻中那么神，他审的案子也就那么几件。他在开封府的时间也很短。
现在少了,法官是"有执照的土匪".有理没钱莫进来,先吃原告再吃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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