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的介绍

　　一、乐府与乐府诗

　　（一）、乐府的内涵

　　乐府的内涵大体有二。一是官府名。主管音乐。“乐”指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内涵。秦与汉初就有了这一机构。汉初惠帝时（前194～前188）已有乐府令。武帝时，扩大了乐府的建制与职能。西汉末哀帝登基（前6），下诏“罢乐府官”（《汉书·礼乐志》），至此汉代再无乐府建制。二是诗体名。初指乐府官府所采制的诗歌。后将魏晋至唐可以入乐的诗歌，以及仿乐府古题的作品，都统称为乐府。宋以后的词、散曲、剧曲因配乐，有时也称乐府。

　　（二）、乐府的演变

　　中国历来以“礼乐之邦”而著称于世，周代就有了乐师。但“乐府”一词见于实物，是1977年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一只错金甬钟，钟柄上刻有秦篆“乐府”二字；见于传世文献之中，则始于《汉书》。这说明，汉乐府之名是沿袭秦制而来。

　　西汉惠帝到哀帝，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机关有乐府与太乐，其行政长官分别是乐府令与太乐令，又分别隶属于少府与奉常。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的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如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17章、高祖的《大风歌》。太乐主管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颂古乐。

　　汉初，注重的是太乐，乐府的规模不大，形同虚设。到武帝时，扩大了乐府的建制和职能。《汉书·礼乐志》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农历上旬的辛日）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汉书·艺文志》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立乐府”中的“立”有重建、扩充之义，“乐府”之名与设置并非始于武帝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由汉初的一令一丞，改为一令三丞。这时乐府的任务主要有二：一是协律作歌。将文人创作的歌功颂德的诗篇制成曲谱、配上音乐，或制作新的辞曲、歌舞，训练乐工进行表演，为统治者点缀升平、朝会宴饮、庆典祭祀、纵情声色等提供服务。二是采集民歌。采集民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丰富乐府的乐章，同时也通过搜集民歌“观风俗，知薄厚”而了解民情。另据《汉书·礼乐志》记载，至成帝时，乐府的人员多达800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帝到成帝期间的100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时期。哀帝“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罢乐府官”，“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太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西汉乐府诗大量散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时就有，它与乐府有密切的关系。如西汉人景武既为黄门名倡，又是乐府的音监。到东汉，黄门鼓吹署为天子宴乐群臣提供歌诗，实际起到了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也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并由此得以保存的。

　　魏晋六朝时，人们把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 “歌诗”的合过乐的歌辞，也称为“乐府”。这样，乐府就由音乐机关名变为了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说：“六朝人也把文人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成的作品，不管入乐与否，也都称为乐府。”）《文选》于骚、赋、诗之外另立乐府，《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另立《乐府》，都是将乐府视为一种新的诗体。但人们审视乐府的着眼点还是在音乐上。

　　唐代，乐府则撇开了音乐而注重其社会内容，并掀起了新乐府运动。元结的《系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皮日休的《正乐府》等，都不入乐。于是，乐府又一变而成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

　　宋元以后，有人单从入乐出发，也称词、曲为乐府，这又离开了唐人所揭示的乐府的精神实质。

　　总之，乐府原是官府（署）名，后来演变为一种诗体名。它包括乐府民歌与文人乐府诗两部分。

　　（三）、乐府诗的类型

　　《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歌诗28家，314篇，基本都是乐府诗。现在所能见到的西汉乐府诗，可以认定是西汉的作品有《大风歌》、《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首、《铙歌》18首，以及另外为数不多的几首民歌，其他乐府诗都作于东汉。（其中西汉乐府民歌有138首，今存两汉乐府民歌大约有四十余首。）

　　辑录乐府诗，最早见于南朝梁时沈约的《宋书·乐志》，而后有南朝陈时徐陵的《玉台新咏》、隋代王僧虔的《伎录》、智匠的《古今乐录》，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宋代郑樵的《通志·乐略》等。但保存乐府诗最完备的总集还是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辑录了从不尽可靠的陶唐氏之作到五代的歌谣与乐府，共计100卷，又将自汉到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

　　1、郊庙歌辞。帝王祭祀天地、神祗（zhī）、祖先所用的乐章。多为祝颂赞美之语。如《郊祀歌》、《安世房中歌》。

　　2、燕射歌辞。统治者宴会时所用的乐章。

　　3、鼓吹曲辞。主要指用鼓、铙、箫、笳等乐器合奏的军乐。是武帝吸收的北狄西戎等民族的新声。如《铙歌》。

　　4、横吹曲辞。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武帝时从西域传入，协律都尉李延年更造新曲28解（乐曲一章称一解）。

　　5、相和歌辞。是美妙的民间歌谣。相和，是一种演唱方式，有“丝竹更相和”与“人声相和”两意。

　　6、清商曲辞。声调比较清越，故名。源出相和三调（平调、清调、琴调）。

　　7、舞曲歌辞。分雅舞和杂舞。雅舞为郊庙、朝飨所用舞乐，杂舞为宴会所用舞乐。最初多起于民间，后来传入宫廷。

　　8、琴曲歌辞。与古琴曲调相配合的乐歌。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乐府诗集》所收琴曲歌辞，上起唐虞，下迄隋唐，多为后世伪作，尤其题为上古所作诸篇更不可信。

　　9、杂曲歌辞。《乐府诗集》说：“《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所怀，或言征战行役之所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

　　10、近代曲辞。乐府自唐以后演变为一般的诗词而衰歇，唐、宋人所指乐府中的《近代曲》，实即隋、唐间的《杂曲》。《乐府诗集》说：“《近代曲》者，亦《杂曲》也。以其出于隋、唐间，故谓之《近代曲》也。”后人或主张于乐府分类中删去《近代曲》一类，并入《杂曲》。

　　11、杂歌谣辞。为徒歌、谣、谶、谚语。

　　12、新乐府辞。是唐代的新歌，辞拟乐府而未配乐，或寓意古题，刺美人事，或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相和歌辞”、“鼓吹曲辞”、“杂歌谣辞”中，尤以“相和歌辞”为多。

　　（四）、乐府诗生成的基因

　　乐府诗的生成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是历史与现实共同打造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诗的王国，对诗歌的重视由来已久，作诗、献诗、采诗已成传统。汉乐府诗之前，就有了《诗经》、《楚辞》的繁盛景象。诗歌体制的变革与流行乐曲的格调有密切关系。汉乐府诗当初都是由乐府中的相关人员配乐，甚至配舞进行演唱的。乐府诗在体制上不同于《诗经》，也有别于《楚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演唱时所配的乐调不同。《诗经》的基本样式是四言体，《楚辞》的代表样式是《离骚》体，即通常每句为六言或七言，七言句的最后一个字又往往是语气词。四、六、七言，通过增减或间隔，就可以变为三、五言等句。汉高祖刘邦是楚人，喜爱楚声，他的《大风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楚声演唱骚体诗，符合楚人的习尚与情趣，但也可以演唱其他句式的诗体。汉高祖唱给戚夫人的《鸿鹄歌》是四言诗，用的就是楚地的曲调。其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17章中的第七、八、九章全是三言诗，第六章是三、七言的杂言诗：“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武帝时的《郊祀歌》19首，四言诗有9首，其余或三言、或杂言，又以三、七言相杂为多。汉乐府用楚声演唱歌诗，又不拘于骚体的六、七之言，这是对楚声的变革。

　　乐府诗生成的关键，当然还在统治者的爱好与积极倡导。不管他们是出于协律作歌以供娱乐，还是采集民歌以观民情，客观上都促进了乐府诗的发展，为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增添了新的活力，搭建了新的平台。在就最高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的主持下，其嫔妃、臣子、文学侍从以能作乐府诗为荣耀。乐府诗又因其体制的新颖与灵活，为时人所喜闻乐道。

　　乐府诗曲调的来源有多个渠道。其一，来自中土民间各地的乐曲。如“相和歌辞”、“舞曲歌辞”。尤其是当时流行的五言歌谣。如惠帝时戚夫人所唱的《舂歌》，六句中有五句是五言。成帝时长安流传的《尹赏歌》、《邪径败良田》已是标准的五言诗。其二，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歌曲。如“鼓吹曲辞”、“ 横吹曲辞”。其三，来自文学侍从的创造。如李延年身为协律都尉，就精于音乐，能歌善舞，并能自造新声乐曲。《汉书·佞幸列传》说：“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 李延年为此深得武帝的宠幸。为了固宠，李延年就通过平阳公主把貌美而善歌舞的妹妹引荐给了武帝，并唱一诗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乐府诗的生成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诞生的又一靓礼的奇葩，它既对《诗经》、《楚辞》有扬弃，又引起了文人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仿作，对文人诗，尤其是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汉代乐府诗的思想内容

　　班固虽然没有把西汉乐府诗全部记录在《汉书》中，但他描绘了当时乐府诗创作与采集的盛况，并对西汉乐府歌诗的总体特征作了精辟的评论：“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这是西汉乐府歌诗的精髓与灵魂。班固的这一评论虽是对西汉乐府歌诗而发，但同样适用于东汉乐府歌诗。班固所谓的“事”具有广义性，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他所谓的“哀乐”也具有广义性，几乎包括社会群体中的各种感情。大体而言，汉代乐府诗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平民百姓的痛苦与挣扎

　　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说：“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汉书·贡禹传》说：“武帝征伐四夷，重敛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 平民百姓生活的这种悲惨景象，在乐府诗中有更为形象的反映。

　　有写义公遭劫而被勒索的。如《平陵东》：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这首诗写一个善良的人即“义公”平白无辜被人绑架劫持，并被勒索“钱百万”、“两走马”，无奈之下只得让人带话给家人把小黄牛凑钱来赎人。诗虽然没有明言劫持者，只说“不知何人”，但“义公”既是被劫持到“高堂”（府衙），且追逼的又是“吏”，可见劫持者必与府衙是串通一气的。本篇是无辜受害者的悲愤的控诉：官吏贪暴，压榨良民，甚至用绑架劫持的手段残害人民。

　　有写孤儿为奴而受到虐待的。如《孤儿行》。《孤儿行》（又名《孤生子行》、《放歌行》）写一个孤儿受到兄嫂的虐待，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这首诗开言就说：“孤儿生（出生），孤子遇生（遭遇不幸的生活处境），命独当苦。”这个孤儿于“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度过了一段欢乐的好时光。但父母死后，他的命运转变了，成为兄嫂的私奴。兄嫂为了独吞家产，不念骨肉亲情，不是让孤儿外出经商，就是命他在家办饭、视马、汲水、养蚕、收瓜，而对他的冷暖却漠不关心。他是：

　　头多虮虱，面目多尘。……手为错（què，皴裂），足下无菲（草鞋）。怆怆（chuàng，伤悲，一作急走有节）履霜，中有蒺藜；拔断蒺藜肠月（脚胫骨后肉，月，即“肉”字）怆欲悲。……冬无复襦，夏无单衣。

　　在这种当牛做马的生活环境中，孤儿因为“兄与嫂严”而“不敢自言苦”，唯有暗中“泪下如雨”。于是，情不自禁地发出“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的绝望的悲叹。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好象是暴露了家庭内部的矛盾，控诉了宗法制的弊害，反映了一般的社会问题，其实它透视出了当时地主兼富商的剥削者的贪婪残忍的本性，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悲惨生活处境和怨恨情绪。

　　有写贫病交困而难以生存的。《妇病行》描述的就是一个平民家庭贫病交困的惨状：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dáchī）行当折摇（折夭），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就）乞求与（替）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孩子将又像妈妈一样死去，还是丢开不说了）”

　　这首诗叙述了妻死儿幼、丈夫和孤儿饥寒交迫的悲惨情况，深沉的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痛苦。另如《艳歌行》写“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受尽屈辱，终年劳作，却衣不蔽体，深深地感到“远行不如归”。

　　有写不甘贫穷而铤而走险的。有剥削与压迫，就有挣扎与抗争。武帝时，民间就发生过暴动。新莽末有绿林、赤眉大起义。东汉末更有黄巾大起义。《东门行》叙述的就是一个城市平民不甘忍受剥削与压迫，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行抗争的故事：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顾架上无悬衣。把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吃粥）。上用（为了）仓浪天（苍天，青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duō）！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时时脱落）难久居（这苦日子难以长久呆下去）。”

　　这个平民家庭的生活面临绝境，男主人不听“儿母”天道、人情的劝告，终于走上了反抗的道路。这首诗通过家庭生活境况的交代和女主人公安于贫困的劝阻的烘托，揭示了男主人公反抗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道出了平民百姓共有的心声。

　　（二）、士卒役人的控诉与呼叫

　　汉代自武帝起，长期对外用兵。不管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最终受害的都是人民。汉乐府诗中的一些篇章揭示了战争中士兵伤亡惨重的景象。如《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在桥上盖房），何以南？何以北？（怎能南来北往通行）禾黍不获君（参战士卒，一说指君主）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怀念战死者）良臣（对战死者的美称），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诗。前11句通过乞乌招魂写战争的惨烈，后9句通过追问叹咏赞阵亡的将士。全诗充满了悲壮的气氛，描绘了战争给人民的生命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破坏，有力地控诉了穷兵黩武者的罪恶。

　　汉代的兵役制度，据当时官方的规定是：民年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五十免兵役。但统治者穷兵黩武长期对外，这一制度却很难落实。《十五从军征》就揭露了汉代兵役制度的不合理，写一个老兵回乡后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饴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这首诗是满含血泪的控诉。在外服役65年的老兵，于80岁上“始得归”，而他归来所见到的是亲人尽死、家庭破败的悲惨景象。全诗以五言的句式，通过对话、行动与环境的描写，表现了老兵归来后孤独凄凉的处境和心情，末二句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耐人寻味。老兵的遭际是当时社会的缩影。

　　战争与徭役，带给离乡背井的参与者本人的，不仅是生命的残害，也有精神的伤害。他们思家念亲，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汉代乐府诗中的怀乡曲有些就是因此而发。如《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是远征“胡地”之人的自诉。离家愈久愈远，对家的悬念就愈强烈，“愁”、“忧”、“思”的情愫就愈深沉。《悲歌》中说“欲归家无人”，所以只能“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东光》中亦有“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之句。这些都是发自心底的怨愤的呼叫。

　　（三）、男女两性的哀怨与情仇

　　男女两性的哀怨与情仇，是历来倍受人们青睐的创作题材。汉代自武帝后，封建礼教与宗法制度的束缚日益加强。专为女性设置而用以维护男权的一些清规戒律，如“三从”、“四德”、“七去”等，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从”，指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又称“四行”，指德、言、容、功；“七去”，又称“七弃”、“七出”，指无子、淫泆[yì，放恣，放纵]、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所以，在这种环境中，女性们有敢于跨越雷池、冲破束缚，不理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求婚恋自由、两情相悦者，当然，也不乏怨女、弃妇的悲诉与抗议。婚恋题材的作品在汉代乐府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中的不少诗作堪称精品。这些作品大多来自民间，或出自下层文人之手，主人公往往是女性，表达感情也往往直率坦露、大胆泼辣。

　　有写相亲相爱而矢志不移的。如《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不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是一位痴情女的自誓之词。她先是指天发誓，愿与意中人相亲相爱，永远使亲爱之情不断绝衰减。这与《诗经·王风·大车》中的“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是同一个曲调。而后从侧面假设列举五种千载难逢、极度反常的自然现象，表白自己对爱情矢志不移的决心，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不会发生，而五种同时出现就更没有可能。这位痴情女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已经不是什么海枯石烂所能比，她的爱火情欲已是火山爆发、江河决堤而不可遏止。此诗堪称情歌中神品。唐代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所列六事与此诗相似，二者可视为姊妹篇。

　　有写一种相思而两地哀愁的。如《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醒来）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在床上反复相思难眠，或指丈夫行踪不定）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枯桑无叶能感到风吹，海水无冰能感到天寒。这是比兴之法，喻夫妻久别，口虽不言而知相思之苦）。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装信的木函，一底一盖，鱼形）。呼儿烹（打开）鲤鱼，中有尺素书（古无纸，书信写于一尺一寸的木版或绢帛上，故有“尺书”之称）。长跪（直腰而跪，表示恭敬）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思忆。

　　这是一首五言乐府诗，又名《饮马行》。萧统《文选》题为“乐府古辞”（无名氏之作），徐陵《玉台新咏》题为蔡邕作，《乐府诗集》。一般认为是一首民歌。李善《文选注》说：“言征戍之客至长城下窟泉饮其马，妇思之，故为《长城窟行》。”此诗没涉及“长城下窟泉饮其马”事，当为以原曲调填写的歌辞。东汉征役与游宦都很盛。所以，诗中的提到的远行者，有可能是征夫、役人，也有可能是游宦的文士。此诗以思妇的口吻叙事抒情。前半写“思”，后半写“书”，通篇写“相忆”。诗中用第一人称，以物拖事带情，紧扣春思、夜思、秋思，运用比兴、连珠等手法，将主人公深切真挚、哀婉缠绵的相思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写恋情受挫而由爱到恨的。如《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wèi）君？双珠玳瑁（dàimào，动物名，龟类，壳光滑有文采，可作装饰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折碎）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叹息声）！秋风肃肃（风声）晨风飔（晨风，鸟名，即雉鸟，常于早晨鸣叫以求偶。飔，sī，为“思”之讹。意即鸟求偶失败而悲鸣），东方须臾高知之（东方高，东方发白，天色渐明）。

　　女主人公思念远在大海南的情人，准备了珍贵的礼品，想送给对方，而当听说对方有二心时，折碎、烧毁了礼品，并“当风扬其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她爱得炽热是真，恨得痛切也是真，她的抉择既痛苦又果断。

　　有写无辜被弃而留恋旧情的。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合（gé，旁门，小门）去。”“新人工织缣（jiān，黄色绢，价值较贱），故人工织素（白色绢，价值较贵）。织缣日一匹（长四丈，宽二尺四寸），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本篇《乐府诗集》未收，《玉台新咏》作“古诗”，《太平御览》引作“古乐府”。这是一篇弃妇与故夫在途中偶然相遇时的问答之词，通篇问答成章，当为乐府古辞。弃妇勤劳、能干、柔顺，但还是被遗弃了，这种美的毁灭，说明当时妇女在婚姻问题方面的悲惨遭遇和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位弃妇被弃的原因与此诗创作的意图，历来有争议：一说是由于故夫的喜新厌旧，暴露并谴责了故夫喜新厌旧，而又怨新不如旧的市侩心理（若如此，新人的命运也定不会比故人好）；另一说是由于弃妇的无子，弃妇与故人都留恋旧情，故夫还隐约地透露了被迫离异的哀怨心理，暴露并谴责了宗法制的迫害。

　　有写遭到遗弃而毅然决绝的。如《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此二句是说，今日是最后聚会，明晨在沟边分手。）躞蹀（xièdié，小步缓走）御沟上，沟水东西流（以沟水东西分流喻与情人决绝，一说，东西流，即东流，东西为偏义复词，喻爱情一去不返）。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由“竹徙”组成，上下结构，音shīshī，羽毛被濡湿）。（此二句是说，钓竿在摆动，鱼尾如湿羽。古诗常以钓鱼喻男女求偶的行为。）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钱币，古币有形如马刀者，故名）为！

　　本篇是一首五言诗。《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楚调曲》。《西京杂记》以为是卓文君为司马相如欲另娶茂陵女而作，似属附会。诗中的女子光明纯洁，当她得知对方有二心时，毅然与之“决绝”，并提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爱情理想。此诗与《有所思》是《诗经·卫风·氓》所体现出的婚恋观的后继。

　　另外，《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诗中写男女两性情感的代表作，也是汉乐府诗的代表作。这两首诗是异曲清唱。（详见第四节）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女性忠贞于婚恋的自由、平等、纯洁、和谐与完美，并为此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在夫权社会条件下，女性常常是受害者与被牺牲的对象。

　　（四）、权贵势要的骄奢与清廉

　　汉代统治者的生活极端荒淫奢侈。《相逢行》描绘了一个“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的既富且贵的家庭生活状况。这户人家是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酒、作使名倡，鸳鸯成行、鹤鸣噰噰，两妇织绵，小妇调瑟。富贵与淫乐非同一般。《鸡鸣》中说：“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长安有狭邪行》中说：“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一家多人为官，官职不限于侍郎（皇宫中的禁卫官或天子左右的侍从，俸禄四百石，是皇帝的近臣，身份特别），还有二千石的高官显爵，就连“无官职”的“小子”也有官服而且能在京都洛阳为“衣冠仕”（这是卖官鬻爵生出的怪胎。参见《后汉书·桓帝纪》和《灵帝纪》）。权贵势要的骄横，由此可见一斑。以上三首诗，表面看不乏对富贵之家欣赏的情调，其实这是寓讽于颂的一种手法，句句是称颂，句句又是奚落。这三诗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示，在中国文学同类题材的创作上具有示范性。

　　汉乐府诗中也有对那些清正廉洁、爱民如子的官员进行赞扬的篇章。如《燕门太守行》说王焕：

　　拥护百姓，子养万民。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具备，料民富贫。……贤哉贤哉，我县王君。

　　王焕是东汉和帝时的洛阳令，此诗颂扬了他为官的政绩。

　　（五）、人在旅途的乐生与恶死

　　生与死是人生大

西汉成立乐府 收集民间诗歌 后来指那种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