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对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看法及前景展望

由于音乐以声波振动的非语义性组织结构与人类的情感、意志活动直接同构对应，所以音乐中的意志表现形式起着组织与协调社会成员意志行为的作用，音乐中的情感表现形式承担着传达与交流社会成员情感体验的职能，使音乐常能在某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或具体的社会交往场合发挥某种带有实用效益的功能。音乐之所以能作用于人类的生理、心理状态,其最底层的物质基础是声波对听觉器官的刺激会引起人体内的生理反应（如呼吸、脉搏、血液成分、内分泌、脑电波的变化）以及动作、情绪反应;在此基础上,按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的乐音则以其形态样式的整体对应于社会生活的情景、民族心理的特质、阶级意识的显现等等,因而能把这类反应导入意志行为和社会情感的轨道，并最终导入人格、情操的范畴。因此，音乐所唤起的人类理性并不停留在语言符号的、抽象的、精神性层次（如知识领域里的概念体系，道德领域里的律令训条）上，而已经落实到调动一整套生理活动的、实践的、物质性的层次上，是一种充满热血激情的实践理性。原始氏族用于图腾祭祀、庆功禳灾的乐舞，就具有这类组织交流功能；在社会发展早期阶段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各种歌曲都有这类实用功能。在漫长的手工业时代，各种劳动号子都以自己特有的节奏、音调、句法协调集体的劳动动作，并起着消除疲劳、鼓舞意志的作用。进行曲和军歌统一步伐、鼓舞士气的功能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古代有“梁红玉击鼓助战”的故事。各类抒情性的歌曲则以音乐表达与交流情感，使社会成员的思想感情互相引起共鸣，达到一致。各种严肃的颂歌、赞歌和仪典音乐表达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庆祝、歌颂、祝愿、憧憬；葬礼上的哀乐和悼歌则表达共同的悲痛哀思。
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对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由于音乐能把千锤百炼、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性凝聚呈现为明显直观、灵活多姿的感性形式，因此它在提高审美感受能力的同时就给人以教育，不仅对智力开发给予有力的促进（提高联想、幻想和创造性想象能力，提高抽象思维、敏慧推理的智能，提高对于外来信息的记忆、反馈能力），而且对各种非智力因素（如自制力、毅力、细心、 专注、 适度）的培养，以及性格、情操方面各种良好素质的塑造，都具有深远持久的作用。在原始公社时期形成而以后保存在奴隶主子弟教育项目中的“乐”，是音乐发挥其审美教育功能的古老而朴素的形态；它是古代乐教思想产生的土壤，在古希腊柏拉图和古中国儒家的政治理想中都包含这一成分。在欧洲，自从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审美教育主张以来，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因素更广泛发展。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和音乐学家王光祈也都提出过美育和乐教的主张。在当代生活中，高尚音乐的演出和传播，是以社会教育形式出现的审美教育活动，它可以对社会成员发生道德伦理的陶冶和教化作用；如果这些演出和传播不按照健康的审美理想加以规范，音乐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塑造将发生反面的效果。萎靡、粗野、丑陋的音乐，只可能导至社会精神生活的贫乏、低级以至于混乱。

音乐还可以提供有教养的娱乐，有文化的休息，通过松弛的审美享受来积蓄精神的素养和活力。从原始氏族的集体歌舞，后来的儿童唱游，到各民族现存的集体歌舞，群众聚会上表演的歌舞节目，都发挥这样的功能。通俗轻松的娱乐音乐，在古代社会中常作为宴饮音乐出现，在后工业文明的条件下，则常作为餐厅、茶座、商场、候车室等及其他休息场所的背景音乐来播放，以增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情趣。从这种社会功能的反面表现来讲，娱乐音乐中格调低下、趣味庸俗的部分可能对人类精神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和腐蚀作用，这是有必要抵制和克服的。
音乐的另一种实用功能是用作保健和治疗的手段。无论在古中国或古希腊，还是在中世纪的阿拉伯，都曾有著名的学者医师用音乐治病，提倡音乐治疗。有些民族长期以来保持着用舞蹈、歌唱和演奏打击乐治疗精神抑郁症的风俗。在工业生产条件下，在一些噪声很大或过于寂静的劳动环境中，劳动者特别需要佩戴附有耳机的耳罩，边劳动边欣赏音乐，这种文明保健设施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颇有裨益。随着工业文明走向成熟，音乐治疗在近几十年来已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音乐治疗的诊所、书刊、协会、专科学校纷纷成立。

音乐能不能表达精神理念，能否在欣赏过程中传达给人们一些美善的教益，在目前的音乐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不同认识。个别音乐理论工作者对音乐在表现形象、传达思想、教化灵魂方面的功能提出了质疑。他们沿用19世纪的奥地利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提出的“音乐不可能表现情感”，“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的观点，强调音乐“传达的是一种超乎社会和阶层的物质性音响”，认为音乐是没有社会内容的，无善意、无雅俗，既不可能传达作曲家的思想感情，也不可能影响受众的思想情操，它就是一连串流动的音响。这种否认音乐的社会功能、背离古往今来音乐研究和实践的积极成果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
音乐是一门特征鲜明的艺术，它诉诸听觉器官，主要表现手段是音响。我们研究文艺，既要把握各门艺术的共同规律，又要窥探不同艺术品种的特殊规律。不研究个别，就不可能把握一般。研究具体事物的特殊性，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文艺都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种反映是能动、形象、审美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电视剧、舞蹈……不论哪个艺术门类，不论叙事还是抒情，不论写人和人的关系还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都离不开社会化的人。文学是“人学”，其他姐妹艺术也是“人学”。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文艺的共同反映对象，而反映的手段、途径、方式、方法则是千差万别的。正是这种特殊性和共同性的矛盾统一，构成了绚丽璀璨的文艺景观。
让我们上溯历史源头回望历史，从音乐观念的历史流变来看一看它与社会内核的深层关系。两千多年前，哲学家们就提出，音乐起源于摹仿。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的唱歌。”大名鼎鼎的亚里斯多德力主摹仿说，他认为各种艺术的差别在于摹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古代的摹仿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但尚未能科学地揭开音乐的本质。音乐包含摹仿，但主要不是通过摹仿生活中的音响来表现社会生活。古今中外写月光的乐曲多不胜数，西方有《月光曲》，我国有《春江花月夜》，而月亮是无声的。如果只能通过再现生活中的音响来表现生活，那么明月是无法进入音乐的表现范围的。音乐所表现的不仅是音响世界，而是人的心灵所触及的大千世界。绘画通过写形达到写神，音乐则无需通过再现达到表现，它可以“直抒胸臆”。作为听觉艺术，音乐通过什么途径来表现社会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又很复杂的问题。
古今中外许多学者把音乐称为表情艺术。《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生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说：“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这些说法都触及到音乐的实质。如果说，状物和叙事不是音乐的强项，那么揭示情感和心灵则是它的特长。优秀的音乐作品，总是具有强大的感情冲击力，使人如痴如醉，心潮起伏。可以这么说，音乐反映生活，主要不是展现生活的外在风貌，而是侧重于体现人对生活的感受。马思聪的《思乡曲》，写的是山乡还是水乡？这首乐曲主要是体现了人的思乡之情，它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告诉人们家乡是什么样子的。音乐靠什么手段来抒情？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指出，音乐中的旋律和语言有密切关系，而人的语调和人的思想感情也有密切联系。已故苏联音乐理论家阿萨菲夫系统论述了“音调”问题，对语调—音调—旋律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使音乐界同仁耳目一新。“音调”理论对人们很有启迪意义，但旋律也不是简单地在那里再现人的说话音调。音乐为什么能够那么微妙地表现人的心灵和感情？应当说，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未知王国”。如果说高科技的发展使人类能够观察到几亿光年之遥的天体，那么对于近在身边的音乐，现有的理论还不能把它的奥秘解释得一清二楚。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艰苦而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正从音乐艺术的实际出发，找出它的内在规律，揭开它的奥秘。
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美学在我国逐步形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学者们在梳理古代和外国的思想资料、探讨音乐的特殊规律上做了许多工作。新时期以来，音乐专门家们继续在这个领域进行开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们在纠正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的同时，也初步梳理了机械唯物论对音乐研究的影响。应当承认，机械论对过去的音乐美学研究确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它的主要表现是：无视音乐艺术的特殊性，无视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原则区别，把反映论简单化，把“标题性”当作器乐创作的普遍原则。它不适当地强调音乐的描写和再现功能，忽视了它的表现和抒情功能。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续防止音乐研究中的简单化、庸俗化。把反映论的术语简单地套到音乐研究中去，用解释造型艺术的一套方法去解释音乐艺术，不可能真正揭示音乐的本质。
当然音乐不使用概念，不可能通过概念进行推理判断。但这不能成为否定音乐作品具有思想内涵的理由。概念是语言文字的专利，它只能通过语言文学来表达。除了文学以及涵盖文学的综合艺术外，绘画、雕塑、舞蹈、摄影等，也都是不使用概念的。难道它们都不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思想感情并非只能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言乃心声”，音乐也是“心声”。这个道理是被无数实践所证明了的。
回顾历史，面向现实，我们坦然承认，人们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甚至截然不同的感受。这也不能作为否定音乐具有特定内涵的理由。创作和鉴赏之间的矛盾，不但存在于音乐领域，一切文艺领域都存在这种现象。鲁迅在谈到鉴赏《红楼梦》时就曾列举读者的种种眼光：“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难道因为读者感受的不同，就可以否定《红楼梦》的特定思想内涵？难道因为“道学家看见淫”，就可以把《红楼梦》归为诲淫之作？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音乐作为交流思想感情的手段。如果音乐什么也不能表达，那么历史上带着神圣使命进行创作的进步音乐家，岂不都成了徒劳之徒、自欺欺人之徒？论者也正是这么看待这类作者的。贝多芬因为主张用音乐点燃人类精神的火花，就被嘲弄为“事与愿违”，甚至引用他人的话说他“口是心非”。
对于音乐的本质、音乐的特殊规律，应当鼓励人们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大胆探索、大胆争鸣。对于音乐家要不要有社会责任感，要不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则必须有起码的共识。因为后者不仅牵涉到思想认识问题，还牵涉到职业道德问题。如果作曲家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如果社会对于音乐可以根本不问崇高或低俗、有益或有害，那么我们的音乐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礼记·乐记》说：“乐者，德之华也”。贝多芬说：“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我们应当把它发扬光大。

中国民族音乐的三大来源

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
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其中，殷商和西周时期的音乐文化具有代表意义。除六代乐舞及其他多种乐舞的发展和整理，礼乐制度的阶级化和等级化，大司乐机构的设置，三分损益律的运用等有重要影响之外，尤其在"八音"乐器分类中"琴"（七弦琴）及其音乐的出现，奠定了中国传统乐器与器乐的基本模式。

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华夏族为主所创造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中的音乐文化，色彩缤纷，独树一帜，同中原音乐并为上古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率，相互辉映，相互兑争、交融，进而衍生，发展。珠江流域的粤文化，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西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经由路途对多处音乐文化传播、交融的作用，以及东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在乐器方面，作为汉族音乐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代表实例，可以举出由奚琴到胡琴类各种拉弦乐器的形式。 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由来已久。据《穆天子传》记载，相传西周初，周穆王曾经带着规模颇大的乐队到西方各国旅行，并进行音乐交流。此后，在汉代，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教音乐和天竺乐也入传中国；隋唐时期，大量外国音乐的输入，不仅带来外国乐曲，而且引进乐器、乐律、音阶。作为外国乐器传入中国，后又被改造为中国传统乐器的琵琶是颇具代表意义的乐器之一。

中国民乐发展的三个时期

1.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

这时期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奏汉。在音乐体裁方面，经历了由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进化。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间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页）、曾"体系，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旋法的五声性特点。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自学说的理论端点。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一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音乐思想的变化；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乐器、乐律、乐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其冲击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之一变，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一方面是世界音乐的中国化，包括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外来乐器的运用，外来乐调的传入，外来乐队的民族化，以及外来乐人为发展中国音乐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化，即：中国音乐以其辉煌的成就给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等）以重要的影响。

3.中国传统音乐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

包括辽、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点是：从纷乱和分裂到相对的统一，又从南北对立到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音乐文化方面则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谓世俗性，就是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此时期的传统音乐，无论在演出人员和观众、听众对象方面，都已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音乐理论方面，表现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和清理的倾向。音乐形态特点已逐渐趋于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后世，并广泛吸收当代音乐新成果，成为集古今音乐大成的音乐宝库。

中国民乐的发展

先秦：编钟改写先秦的音乐历史

李教授认为，在我国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先秦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它的出土改变了一段时间内在民族音乐领域内所认为的先秦音乐只有五声音阶的观点，彻底改写了整个先秦的音乐历史。

据了解，曾侯乙墓被发掘以后，其中有陪葬的64枚编钟。从编钟以及钟上的铭文反映出的内容看，中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制造出七声12律齐全，还可以旋宫转调的编钟，因此这些编钟被视为考古界和民族音乐一个历史性的符号。编钟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既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乞求平安的祭祀用品。

唐朝：以弹拨音乐为主体的华丽浪漫民乐时代

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乐器的制造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唐朝音乐的特点是以弹拨音乐为主，李教授认为，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经济水平相比于秦朝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应的，在民族音乐领域内，先秦那种在室外演奏的、相对粗糙的编钟渐渐衰落，而具有浪漫和华丽色彩的弹拨音乐、歌舞乐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包括高丽、胡人、西域等地音乐开始传至中原，极大丰富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种。

进入宋朝后，弹拨音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管弦乐得到了了发展，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趋势和宋朝的战争不断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音乐其实是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缩影。” 李教授得出了如上结论。

元朝：文人推动下繁盛的元曲时代

元朝没有科举制度，于是大批的文人都转入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元曲因此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性，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进一步促进了它的繁盛。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元曲同外国歌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元曲重要形成了一系列的曲牌名，每一个新的创作都是利用已经形成的曲牌名。而外国的歌剧就没有这样的“格式”可以套，所有的创作结构都是全新的。

到清朝以后，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乐器繁盛的时代，以明末清初出现的二胡就是这个时代民族乐器发展的一个缩影。汉人的音乐一直都是以“单字”居多，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萧、笛、琴、钟等。通常在乐器中出现的两个字的乐器多是外国传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唢呐、二胡等。

近代：民族音乐发展艰难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为大部分观众所耳熟能详，但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期，民族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步履蹒跚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人物就是阿炳和刘天华。

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刘半农的弟弟，他是与瞎子阿炳同时代的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经典代表作有《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李教授特别强调这位民族音乐的宗师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第一人。从他开始，中国民族音乐进入了学堂化的发展时期，这使中国民族音乐发生了质的变化。

建国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国建设战天斗地的气氛使社会各阶层群情激昂，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由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广泛开展，出现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乐曲，如很多人熟悉的《赛马》、《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的一些旧的观念得到了剔除，很多西洋乐曲中的一些新的元素被借鉴。

2005年春节，天津歌舞剧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鸡年中国民族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音乐会不但通过卫星直播传送到国内，而且由美国休斯敦音像公司无偿提供音乐会的录音，将制作成CD在全世界发行。
自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代表中国民乐第一次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八年来，在“金色大厅”举办的“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著名品牌。
从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曲《茉莉花》和二胡表演，以及现代民乐组合如《女子十二乐坊》在东南亚的如潮好评，到中国各地民族乐团在国际国内演出市场的日益活跃，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力量的积累正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自信，也带来民族音乐的回归——中国民乐正在交流与创新中走向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