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明朝刑事法律的变化

刑罚制度的变化

1．刑罚适用制度的变化

清朝律学家薛允升比较研究唐明两律后，在《唐明律合编》卷九中指出：“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亦可以观世变矣。”在这里，他把明律刑罚适用制度的一大变化归结为“重其重罪，轻其轻罪”。

首先，为了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集权制度，凡谋反、谋大逆等直接危害其统治的重罪，明律都比唐律处刑更重。如唐律区分不同情节，对谋反及大逆罪，本人斩，父及十六岁以上子绞，十五岁以下子和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等没为官府奴婢，伯叔父、兄弟之子等旁支亲属流三千里；“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以率人者”，本人斩，父子、母女、妻妾等流三千里；“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本人仅流二千里。[11] 明律则采取重罪加重的处罚原则，“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12]，并且不分不同情节。再如强盗罪，唐律既区别是否得财或赃数多少，又区别是否持械和有无杀伤人，给予不同刑罚：不得财者徒二年，得财价值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持杖者，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五匹绞，伤人者斩。明律则规定，凡强盗已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明律的量刑显然比唐律严厉得多。

其次，对于礼教风化方面的违法行为，明律都比唐律的处刑要轻。如祖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唐律徒一年，明律仅杖一百；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唐律流二千里，明律则杖六十，徒一年。

2．刑罚体系的变化

明律仍规定五刑制度，但徒刑五等分别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流刑三等分别附加杖一百。此外，又增加凌迟、充军、枷号等律外酷刑。

凌迟刑是最重的死刑，也叫脔割、寸磔，俗称“千刀万剐”。凌迟作为一种刑罚始于五代，宋元时期继续沿用。明律五刑虽未列入这一刑名，但律文规定中却有13项罪名适用凌迟刑，它已是明朝广泛适用的一种酷刑。

充军刑源于宋朝刺配刑，明初只是把犯人送到边疆开荒种地，后来逐渐成为常刑。充军刑发配地点远近不等，从四千里到一千里，各等均附加杖一百。充军分为终身与永远两种，终身是指本人充军到死，人死刑罚执行完毕；永远是指子孙世代充军，直至“丁尽户绝”为止。

枷号是强制罪犯在监狱外或官衙前戴大枷示众，以对其进行羞辱折磨的一种刑罚。它起始于唐末，宋元时广泛使用。明朝枷号的刑期为一、二、三、六个月及永远五种，大枷重量有十几斤至几十斤不等。该刑原本用来处罚轻微犯罪，但有些权宦如武宗时的太监刘谨，为了对付政敌，往往用重达150斤的大枷把人折磨致死，受害者多达数千人。

从废除丞相制后独揽大权，可不堪重负，又创立了内阁制度及厂卫来排除异己。企图专化皇权，可惜他们不知道，一个国家不可以用暴力来统治，要用法律。可以概括地说，明朝的刑罚从做表面文章到用来排斥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