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学校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有什么启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育与选官直接相连，使学校教育逐渐变成科举的附庸，“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了读书人惟一的奋斗目标和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封建社会中，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学问只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也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1](P150)。因此他认为传统教育之下读书人整日埋头于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盼望猎取功名利禄，不钻研实用知识，不晓得古今政事，消磨才气，浪费了时光，根本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因此他提出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改变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P139)。同时，他还具体提出了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
其次，梁启超还指出了洋务教育的不足。他认为洋务派学西方学得还不够，只涉猎其皮毛：“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3](P132)他总结了洋务教育的主要病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3](P132)。这种弊端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4](P21)所以洋务教育很难培养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翻译、买办之类的人才，“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指翻译）之事，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指买办）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诸馆诸学堂之为功也。”[3](P132)
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务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宗旨，而且其教育宗旨还随着时事的变迁不断发展完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他呼吁学习西方应以政学为根本。他认为以往“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糜闻焉。”[5](P153)所以他得出结论：“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因为“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因此，他认为：“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6](P157)
梁启超之所以得出教育的宗旨为“以政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西方诸国和日本富强之本原正在于此，他称：“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2](P158)而“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淳焉也。”[1](P154)
至于如何学习政学，梁启超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具体建议：“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这样“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就时之良才也”[3](P154)。
可见，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把教育宗旨定在了培养通达时务，以治天下为己任的政治革新人才上。这主要是由当时变法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以学西方政治制度为宗旨的政治改革运动，所以急需“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为此，维新派先后创办了一批学堂，如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等，志在培养维新人才。梁启超亲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讲坛上和批阅学生札记时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鼓吹民权，培养变法的急需人才，效果显著：“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1](P28)
戊戌变法失败，给梁启超以很大的教训，他感到只培养少数的政治人才是不够的，因此他把着眼点放在了普通的“民”身上，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以“政学为主义”改为以“新民”为第一要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期间，他一方面接受并宣传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赛及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欧美、日本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则通过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新民议》等文章，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现代国民即“新民”。所谓“新民”，就是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铸中国国民性。
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内涵有二：一为新民之缘由。在为什么要新民的问题上，梁启超首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他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不效不睹者何也？”“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所以，“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免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7](P4)。其次，梁启超认为过去“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那是因为过去“吾国风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所以“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今天则不同，“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若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所以“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这里的“其长者”就是指“民德、民智、民力”。这是“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5](P6)。归根结底，就是要采取各国的道德、思想来建设中国的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二为新民之内容。梁启超心目中的现代国民，就是指具有新道德的新式国民。这样的国民必须具有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义务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并且要具有独立、自尊、合群、尚武等意识。因此，在中国创立和普及国民教育必须以造就具有这些“公德”的现代国民为其宗旨。总之，通过教育培养出“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8](P61)。这样的国民才能“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2](P53)。
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教育的宗旨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养政治人才而转变为20世纪初年的培养现代国民，说明其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从关注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教育的对象面向更广泛、更普通的人群。那么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也是今天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培养“现代国民”，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精英人才”。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在素质教育已被教育者提到日程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重新提起梁启超的国民教育理论。因为今天的许多家长和教师，仍然把教育当成培养“精英人才”的手段，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精英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应该放在每一个国民身上，放在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上，在注重每一个国民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重点培养“特殊人才”和“精英人才”，只有这样，教育才达到了它的目的。
二、教育之途径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作为教育的根本途径。在梁启超著名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中，就有数篇论及教育的文章，如《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学校余论》等，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学校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的诸多看法。这些文章和其稍后所写的《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教育政策私议》等文章，形成了他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系统主张。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式学校，重视学校教育，他甚至把学校教育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分析了西方富强之源，认为“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P126-127)。而“开民智”的途径就是设立新式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P131)。在这里梁启超把学校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径。
在强调了学校的重要性之后，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中，梁启超又参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5岁以下为幼儿期，接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2)6岁到13岁为儿童期，接受小学教育；(3)14岁到21岁为少年期，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实业、陆海军、政治法律、美术、寻常师范等教育；(4)22岁到25岁为成人期，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梁启超认为学校教育要按这个程序，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关于学校的经费，梁启超批评了政府“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校，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的做法[9](P133)。同时参照了英国与法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建议中国“学校经费，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其有公产者，则以公产所人支办之。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别税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创设学校及维持学校之用”[7](P165)。
梁启超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他认为“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0](P148)。首先，他强调初等教育阶段要实行义务教育。“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5](P161)。要政府强行推行义务教育：“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然国家学制未定，使民何所适从？故必用此法，先使学校普及，然后教育可以普及”[8](P167)。其次，梁启超还参照西方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主要教授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学、音乐、体操等，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导之以理，抚之以术”，使学生易于接受，如演戏法、说鼓词、歌谣等等。同时他还提出要缩短儿童授课时数，“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8](P149)。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盛行的体罚教育提出批评：“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11](P124)。他提出必须废止这种教法，“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8](P149]。
要普及初等教育就需要大量的师资，所以师范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中，把师范教育作为“群学之基”。并且称“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2](P144)。文中梁启超还指出了当时学堂中大量充斥“洋教员”的不利因素和弊端：(1)言语不通。多用“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2)中西教法不同，“往往有中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3)“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所以他们所教多重西学，这样必然造成就学者“拔弃本原”，被其同化的后果。(4)他以军事学堂为例，分析所聘西人教习来自不同国家，平时训练学生操不同种语言，一旦遇战事，“则统率虽大声疾呼，而土卒且罔闻知”，结果战必失败。梁启超认为聘“洋教习”有如上弊病，反而其“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这是不合适的。既然聘用“洋教习”有如此多的不适宜，当然就要办师范教育，培养自己的师资。因此梁启超认为应该在京师及各省府州县广设师范学堂，这样“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10](P145)。
梁启超对女子教育也非常重视。自古以来，在中国是不允许女子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开始提倡男女平等，注重女子教育。在此期间，梁启超先后著成了《变法通议?论女学》和《倡设女学堂启》，阐述自己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梁启超首先把“女学”与“强国”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3](P87)。“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8](P97)。
梁启超把提倡女学的重要意义概括为如下四点：其一，“凡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8](P87-88)。因为在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8](P88)。因此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然后找到一份职业“以自养”。这样既可减轻男子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且可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8](P89)。其二，梁启超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后，便可以“拓其心胸”，增长见识，促进家庭和睦。梁启超认为“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生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是以海内之大，为人数万万，为户数千万，求其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而其发端，罔不起于姑嫜姒娣之间，愤时者至谓妇人为尽可杀”[8](P91)。因为女子终日困于家庭，不学习、少见识，所以常为家庭琐事而计较，造成夫妻不睦，家庭不和，“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人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8](P91)。可见，家庭不和睦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如果女子们接受了教育，必然“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夫子事也”[8](P90)。可见，女子接受了教育以后，见识广、心胸宽，自然不会终日为家庭琐事计较、烦恼，当然家庭也就会和睦了。其三，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更好地教育儿女。梁启超认为“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因为“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8](P91)。因此，梁启超把家教特别是母教作为教育的基础。“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8](P93)。其四，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养育有素质的后代，不断“进其种”。即“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8](P93)。梁启超认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8](P92-93)。如：“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以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8](P93)。由此类推，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女子，所生育之子自然是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人。其实，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遗传学和胎教两个概念。
总之，女子接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4](P325)。为了实践其女子受教育的主张，1897年冬，梁启超与经元善等在上海创设经正女塾（又名中国女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该学堂还发行《女学报》，鼓吹妇女教育，一时间许多城市都闻风而起，兴办女学，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
上述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梁启超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主张，他提出了遗传和胎教这样两个概念，并认为这取决于母亲的素质，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甚至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同时，梁启超参仿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也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参考；他的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所以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丰富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内容，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