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电视连续剧《传奇皇帝朱元璋》,感慨良深。 朱元璋出身佃农,从小放牛,7岁那年,父母、大哥均于瘟疫;17岁出家当和尚,到25岁那年,寺庙又遭官军焚毁;朱元璋走投无路,终于参加了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军;依靠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再加上一点运气,朱元璋在义军中脱颖而出,最后竟至黄袍加身,成为一个布衣皇帝的“传奇”。 在称帝前长达16年的艰苦转战中,朱元璋做到了深谋远虑,谦虚谨慎。他在战略上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方针,同时牢记“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做了不少好事。据清人谷应泰在《明史记事本末》中记载,朱元璋在准备攻取镇江时,就曾再三告诫部下说:我自起兵以来,从未妄杀无辜,你们一定要体会我的良苦用心,破城之日,千万不要放火、抢掠、杀人,违反者处以军法,纵容者也要处罚。占领镇江后,朱元璋还特地命徐达访请当地能人秦从龙,后来又亲自到镇江,“谒孔子庙,分遣儒士告谕乡邑,劝农桑。”及至做了皇帝以后,朱元璋也采取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曾对刘基说:“宽民必当阜民之财,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生。”刘伯温听了他的这番话,感动得赞叹道:“此所谓以仁心行仁政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欲行仁政的皇帝,却又对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的言论极为反感,却又非常善于实施阴谋而不动声色,却又在惩处官吏时极尽残暴株连之能事,却又经常因自己的猜忌多疑和刻薄寡恩而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和许多皇帝一样,他也在登位后立即陷入“杀功臣”的怪圈,把“兔狗烹”的惨剧演到了极致——只剩下一个汤和,赶紧战兢兢告老还乡,才保全了一条小命。在震惊全国的胡惟庸和蓝玉两个大案中,他竟杀了将近四万人。这种空前的恐怖统治,这种复杂的双重性格,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动机和情感逻辑所造成的呢? 显然,这正是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权欲”无限膨胀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从起初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的一无所有,到登上皇位权倾天下,还要想着为“家天下”的继承者削除“权杖”上的“芒刺”,这其中的发展规律,必然推动整个极权体制运转成一部疯狂的“绞肉机”,使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包括那些后宫的女人们,毫无例外地无法逃脱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命运。 人民大学的毛佩琦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讲到“胡蓝两案”时说,明清两代都有人怀疑他们的所谓“谋反”实为子虚乌有,而他则干脆断言是两起“冤案”,这就和电视剧中所展现的故事情节大相径庭了。当然,电视剧如此演绎谋反与平叛的故事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在《明史记事本末》中,也记载了“胡蓝”意欲谋反的种种“蛛丝马迹”,按照这些线索来编剧,显然可以加强戏剧性,从而对观众有更大的吸引力。 尽管迷失在历史迷雾中的“胡蓝”事件真相难明,但照我看来,他们的“反”或“未反”,并不影响封建统治下君臣关系的本质。在那样一种非人的制度中,人性都已严重地扭曲变形。皇帝对权臣不可能完全放心,势必经常在信疑之间游移;权臣对皇位也未必毫不动心,只是要看实现篡位的可能性有多大罢了。皇上所谓“爱”卿如命者,臣下所谓“愚”忠至者,即使真的曾经有过,那也只是个别的现象,“非典型”的现象而已! 陈宝国在这部电视剧中,终于刹住了在《大宅门》中形成的表演惯性,摆脱了“白景琦”的影响,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这位传奇皇帝的复杂形象。演到后来,我看他已经“入戏”很深,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专权者“高处不胜寒”的孤独、疑惧和痛苦了。但徐帆所演的马皇后,却成为一个概念化的形象,当然这首先是剧本的问题,不过徐帆的说白也确有毛病,总给人不自然的感觉。后宫的另几个女人,倒是演得各具特色,尤其是达兰和金菊,我认为是演得很好的
评价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兴屯田、抑兼并、统一北方,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三国演义》主要强调他的坏处,在许多读者中造成了对这个历史人物的错觉。正如鲁迅先生指出:“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出处同上)鲁迅先生要读者把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区别开,因为小说中的曹操形象,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早已脱离开历史上真人真事的限制,而被创造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艺术典型。 由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拥刘反曹,因此对曹操的揭露有不少是虚构的。 还有一些地方,作者认为是要害问题,极力加以渲染,其实并非要害,如曹操对汉室不忠,挟天子以令诸侯,杀后逼宫等等,尽管作者认为大逆不道,深恶痛绝,大肆渲染,但并不能作为判定曹操功罪的依据。 阅读《三国演义》,不应当按照作者的爱憎倾向和是非标准来评价曹操。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作家的创作意图和艺术典型的客观意义并非完全相同的。 《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既有应该肯定的东西,也有必须否定的东西。 历史上一切曾经起过某种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政治家都是如此。曹操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他们这种共同的本质特征,所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