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全书的具体内容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近六十万字。全书内容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门，辑录古代与当时农业文献二百二十九种，加以评注，介绍中外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全书十分之九是对历代农书的辑录，但辑录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增删或修改。全书仅有十分之一为徐光启自己撰写，但它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徐光启在总结和分析历代农学资料及生产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他自己亲身实践的心得，对传统农学的丰富和发展。
《农政全书》对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制度、实施措施等进行了专门论述，尤其突出了屯垦、水利和荒政三方面的内容，这是以前农书从未有过的，也表明徐光启认识到了政府的行为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徐光启认为，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是否得当，对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他在《农政全书》中提出了“农本”的思想，指出农业生产是“生民率育之原，国家富强之本。”全书的编著也正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农政全书》在学术思想上，注意破除迷信，反对保守，提倡引进新品种和良种。对于当时刚从国外引进的甘薯，徐光启指出它有十三大优点，主张大力推广。
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徐光启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中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
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
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
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
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
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
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
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崇祯元年
（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
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
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
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
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
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
《农政全书》共60卷，内容宏富，计有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目。全书既大量考证收录前代有关农业的文献，又有徐氏自己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成果和译述，堪称为当时祖国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 徐氏编撰《农政全书》的主导思想是“富国必以本业”，所以他把《农事》三卷放在全书之前。其中《经史典故》引经据典阐明农业为立国之本；《诸家杂论》则引诸子百家言证明古来以农为重；此外兼收冯应京《国朝重农考》，其意皆在“重农”。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不但符合泱泱农业大国既往之历史，而且未必无补于今时。当前，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仍然是国家决策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点出发，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仍有合理因素可取用于现时。

《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
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所以在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开垦、水利、荒政等等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其他的大型农书所鲜见的。以“荒政”为类，其他大型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但是却不足2000字，比不上《农政全书》。《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