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十一五”期间，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其重大意义在于：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来看，我国是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好农民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中心内容来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又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村是我国最辽阔的地域但又是最穷的地域，因此，实现工农业全面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都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从本世纪起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目前，我国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全面建设者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我国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也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然而，从实际看来，至今全国农村还有26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有近5000万低收入人口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还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处于较为困难状态。另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7.2%，城镇居民家庭则为37.7%。“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主要是考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关键是把农村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的一个重大创新，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在于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在变化中协调，收入在稳定中提高，生活在发展中改善。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地区之间等方面的差距还都比较大，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相对落后，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农业基础相对薄弱。特别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向城市倾斜、向工业倾斜的政策，是造成今日农村相对落后的一个基本原因。这虽然在一定时期有其必要性，然而到今天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为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创造条件。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实现农村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也就是说，新农村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农村，是农村“硬件”、“软件”共同发展的农村，是农村村容村貌与农民精神状态文明进步的农村。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市的基础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形成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长效新机制。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基础公共设施不断完善，通过改水、改路、改厕、改房、改灶等新农村建设，解决农民行路难、饮水难、读书难等问题，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公共卫生水平，保护生态环境，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营造农村发展的新环境。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变农村的许多传统陋习和封建迷信，提高了农民的综合素质，树立文明新风尚，培育新时代的新农民。

　　一、深刻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意图和重大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三农”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在2003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了“五个统筹”之首的位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又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2004年中央1号文件确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其力度之大、含金量之高、受益面之广，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三农”工作也成为近年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大亮点。正是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党中央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加深对中央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理解，把思想真正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建设新农村的信心和决心，提高组织领导新农村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第一，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农业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具有极端重要性。工业化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工业是农业不断分工的产物，工业的发展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主要依赖于农业的哺育和支持。农业农村既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原料和大量的劳动力，也是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但由于农业的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同步，其劳动生产率无法同工业生产相比，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本质上是一种弱质产业。当工业化进入到一定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就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受这种利益机制的驱动，农业很容易被忽视，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农村和城市呈现出很大的反差。我国的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国家的工业化主要靠农业支持，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资金积累。随着全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越来越成熟。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两个趋向”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体现了“三农”问题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孕育着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经历着一场广泛而持久的变革，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积极而明显的变化。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产业的分化正在由传统的种养业向产前、产中和产后等产业部门演变，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标准化管理和产业化经营加快推进，成为直接沟通城乡关系的产业纽带。二是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流动性明显增强，农民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在快速发生分层和分化，农民对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愿望更加迫切。三是农民就业和收入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劳动力由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中就业，变为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与此相适应，农民收入构成也在不断变化，来自非农产业特别是外出务工的收入不断提高，从而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所有这些变化都表明，“三农”问题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靠零敲碎打就能解决的，必须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安排，因势利导地把农村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大力协同、整体推进的新格局。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提出了一个新的努力方向，为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第三，城乡发展的差距，凸显出新农村建设的现实紧迫性。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时也出现了工农失调、城乡失衡的状况，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上学难、看病贵、社会保障水平低的问题相当突出。从城乡面貌来看，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农村虽然也有很大变化，但变化相对较慢。城乡之间的这种差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十分严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化竞争的立足点，必须始终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没有农村的繁荣，就不可能有持久而旺盛的消费需求，城市的繁荣最终也是靠不住的。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努力形成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新局面，既是一项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非常紧迫的现实任务。

　　第四，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提供了新农村建设的切实可行性。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既反映了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也是综合国力提升的显著标志。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时期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突出表现在经济总量跨上了新的台阶，2004年已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已上升到第4位。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2.5%，城镇化率已达到43%。与此同时，国家财力有了很大增强，国家财政收入5年翻了一番多，总量已达3万多亿元。正是基于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中央判断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当然，从甘肃省来说，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经济实力，都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还很弱。但工业反哺农业是一个大概念，是一个国家战略，其含义主要是指国家公共财政的投入重点向农村转移。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切实可行的。对甘肃省这样的欠发达省份而言，这既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大战略，也是一个协调区域发展的大举措，更是一个加快发展的大机遇。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重要载体，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归根到底一句话，这是新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