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比较文研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以及它们对新文学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於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文学社团於是应运\而生。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后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於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后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后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 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 7期)等刊物。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於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员抽象犟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犟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於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由於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由於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后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画进行，组织相当松散。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