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的全盛时期有什么代表作品

东汉是隶书成熟和鼎盛时期，是隶书艺术大放光彩的时代。 汉隶可分为二大系统：简牍和碑刻。
1、 汉简：为汉代人墨迹，多为两汉时期民间书人所书，虽不是出自名家和工书者，汉简中不乏有大量优秀作品。简书数量庞大，至今已出土的简牍有几万枚，字数达几十万之多，年代跨度大，上至先秦，下达汉末，长达五百年。
竹简隶书，除秦、西汉时期较为朴质、稚拙外，东汉简书已趋于成熟，完全脱去篆书遗意，成为地道的典型隶书，可与东汉碑刻相比美。简书的用笔、章法、布白都独具风韵。 简书因书体繁杂，用笔也各异。古隶阶段，用笔虽由圆转而方折，但继承了篆书的中锋圆笔笔法，字形是长方形的，取纵势。汉隶阶段，分书用笔则变篆书中的圆笔为方笔，线条已有粗细变化，字形由长方变扁方，取横势。从用笔和形体上可看出隶书发展及过渡过程。
简书在章法布局方面也各不相同，西汉简书中常有不受限格所囿的纵行而无横的排列。到了东汉，简书基本上纵横成行，排列严谨。在单行简书中还可看出偏左取势，让位于波画。这是隶书发展到波磔后才产生的笔法和章法上的艺术处理，具有篆意的简书则无此现象。简书中还有竖画拖长的笔势，常有渴笔出现，并加粗笔画大胆用墨，加上用笔上的流动感，使章法布白更生动活泼、疏密有致、虚实相间，产生一种天真自然的艺术效果。这种用笔和章法上的创造，被后来草书章法所采用。章法的法度也在简牍中有了体现，对章草书体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总之，简书的书法艺术是丰富多彩的，为后来的隶、楷、行、草各书体和书法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碑刻：汉碑泛指两汉的隶书碑碣和摩崖刻石。
西汉的刻石较少，其书体略带篆意，结体质朴，古拙有趣，无明显波磔。其书法形态则为古人所称的“八分”，均为用篆笔作隶 。
东汉初期，隶书的结体除方正工整外，已增加了装饰成分，开始有挑法，点画有粗细变化，多棱角，体态由长方转向横扁，产生了点画俯仰之势，蚕头雁尾的波磔挑法，加之撇捺相背、体势开张、中敛旁肆的结构特点，使这时期的作品点画飞动，千姿百态。东汉桓帝、灵帝期间是汉隶发展的鼎盛时期。我们所见到汉隶碑，大多是这个时期的作品，约有170余种，各具风采，是隶书书法艺术的顶峰。
碑刻因是成熟时期的作品，书写端重，风格迥异，多为汉隶的代表作。从艺术风格上，大致可分为以后几类：
其一、清丽雅秀。如《曹全碑》、《史晨碑》、笔画圆润飘逸，如行云流水，结构精巧玲珑，结体扁平，体态典雅，为圆笔之代表。
其二、端庄严谨。如《礼器碑》、《乙瑛碑》、《华山庙》等，书风茂密雄强，方峻坚挺，用笔起伏多变，方圆相间，粗细有致，行笔流畅。
其三、浑厚古穆。如《张迁碑》、《衡方碑》、《西狭颂》、《鲜于璜碑》等，骨力雄健，方正险峻，结构内松外紧，用笔古拙，寓意高古，实为汉隶方笔之代表。
其四、奇异纵姿。如《石门颂》、《开通褒斜道石刻》等，书风雄厚潇洒，开阔大度，朴质奇趣，无矫作之态，恣肆变异，有隶书中草书之称，近于篆书用笔。清代杨守敬称《石门颂》：“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疏秀，皆从此出。”
自从东汉隶书成熟以后，中国文字便开始走上了方块化，成为“今文字”而一直沿用至今。后来出现的楷书，只是在当时形成的形态上对部分笔画作些丰富和完善而已，并没有改变或超出当时所形成的的形态。
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作用是笔法的创新，一是波折，另一是出锋。在隶书之前的的笔法，无论是刀刻的甲骨文，还是范铸的金文，在字体上虽风格各异，但用笔却有其共同处：粗细均匀，转角婉通，连接自然，浑然一体不露痕迹，表现出一种圆润浑融的状态，从笔法而论，属于圆笔中锋一法。然而笔笔中锋，圆转往来，不便于疾速的要求，不免有单调之嫌。隶书在字体结构变革的同时，也势必在笔法上进行发掘创新，开始方圆兼用，藏露锋并行，从而补救了篆书笔法之不足。解放了笔法。运笔开始强调轻重缓急，笔划上出现了粗细大小变化，位置上参差错落，由于笔势上左掠右波的趋向，促使字形趋于扁方，笔势与结构的互相制约与影响，使汉隶表现出横向舒展，纵向紧凑，成为独特的用笔与结体的方法，以一种空前末有的美姿，开创了书法的全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