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精神？

人道重于天道
早在春秋时期，子产就说过：“天道远，人道迩。”虽然从文化渊源上看，道家重天道；儒家重人道，但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还是以人为中心的。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以造就君子人格、大同世界为己任，即使讲“天人合一”也是把人的道德观念、价值原则赋予天道，然后讲“天意难违”、“奉天承运”，完全把天道当作论证人道，说明人道的手段和工具。其理论的伦理道德特征充斥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乐以成德、文以载道，以个人的道德完成与人际关系的普遍圆满为最高最后的追求，所表现出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以至于唐代类书《文艺类聚》中所录四十六个“部”中，以自然为主题的只有天、地、山、水、木、兽、鸟等十六部，其余都是关于人和人的创造物的内容。与西方百科全书贯穿始终“以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 的哲学观点相比，中国文化对天道自然可谓漠然置之。
中国文化中的这种人道重于天道的倾向与以儒家伦理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价值取向直接相关。儒家要通过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道德品质的培养，造就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从而构建起一个等级分明、上下有序、各安其份的大同世界。这既是儒家理想的出发点，也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因此，对于此外的事情，包括对于天道自然之规律的探求与关心，都是不屑一顾的。朱子曾说：“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正是这种轻视自然、宇宙规律的文化倾向妨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一切学术文化都可以被看作是儒家伦理的外围和边缘。
追求稳定实际
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传统节日起源于宗教不同，中国的传统节日绝大多数来源于农事。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物质基础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千年来，中国劳动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世代从事农业生产，“重农”观念由来已久，深得人心。《周易》曰：“不耕获，未富也”。商鞅更是把“尚农”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制定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从而在经济上保障了秦国统一大业的顺利实施。之后的历朝历代也多将“重农”政策放于首位。
在这种浓厚的“重农”氛围中，几千年近乎凝滞不变的生态铸就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稳定的文化心态，培养起了一种朴实厚重的“实用——经验理性”，一种务实的精神取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中国文化为“农耕文化”。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种对农业生活经验的朴素总结已经内化为民族的思维定势和牢固心态，甚至深深的感染了文化精英们，“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成为中国贤哲们一向标榜与倡导的生活态度与精神作风。
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古代中国，也因此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会心态。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形成了安土重迁、好常恶变的文化心态。与这种求稳定的心态相适应，中国文化把长久以至永恒当作价值判断的重要尺度，《周易》讲“可大可久之”，《中庸》讲“悠久成物”，《老子》讲“天长地久”，都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述，于是政治上追求“长治久安”、用品上追求“经久耐用”、宗教上追求“长生不老”、种族上追求“绵延永续”等等，强调了中国文化中追求稳定实际的特征。
与“求稳定”意识紧密联系的是对“变易”观念的独特阐释。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受到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再到播种这一循环模式及四时、四季周而复始现象的启发，对“生生之谓易”的变易观念加入了“循环论”，形成包含恒久不变的独特“循环变易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行相克”就代表了这种包含“不变”的变易观的哲学表征。表现在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就是“物极必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思想与社会改革，无论是孔子的“克己复礼”，还是王安石的新政；无论是韩愈的古文运动，还是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无不高扬“复古”的旗帜。这不仅仅是借“托古”之名，而更多地蕴含着“循环变易”的理念内涵。
重视整体协同
中国的社会构成是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社区，由社区而国家，形成并保持了一种“国家一体”的格局，宗法关系深深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化的各个角度。在宗族内，每个人都不被看作独立的个体，而是被重重包围在宗法血缘的群体里。因此，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特定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宗族的、对于整体的，从而自然的引申为对于种族的、对于社会的、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就很容易在“人道亲亲”的基础上引申出关于社会、国家的所谓合理秩序。在这种秩序上，个人被置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个人的一切服从于整体，这样才能把整个社会整合起来，统一起来。于是，在政治领域，倡言大同理想；在社会领域，强调个人、家庭与国家不可分，倡导“保家卫国”；在文化领域，提倡“持中贵和”；在军事领域，确定“统筹全局”的基本战略；在伦理领域，标榜“舍小家为大家”，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而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集体至上的思维定式与共同心理特征。这种可以被称为“宗法集体主义”的观念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实是功不可没。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有时候更会成为统治阶级强迫人民做出无谓牺牲的借口。
而将“重整体”的观念落到实践上就需要做到“协同”。要使庞大复杂的社会，无数心性相异的个人，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贯彻一种整体的秩序，就必须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等方面使人们普遍互相认同，具备高度协同的道德与精神素质，并使之外化为具体的协调性行为。作为中国文化之主体的儒家思想，从精神文化方面满足了这种需求。孔子曰：“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记》更是讲：“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一个“和”字，其实包摄了推己及人之忠恕之道、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民胞物与的豁达胸襟、天下一家的深厚情怀。这一个“和”字实在是中国文化协同思想的灵魂与核心。
重于道轻于器
老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无常而无不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将世界分为“道”、“器”两部分，充分强调“道”在宇宙人生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孔子所讲“朝闻道，夕死可矣。”中的“道”指伦理政治的“仁义之道”，与道家作为宇宙规律体系的“道”虽有区别，但其仍然属于“形而上者”即精神范畴，仍然处于安身胜立命、把握世界本质的首要地位。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十分突出。
这种“重道轻器”的思想，除了表现在天人关系上的“重人道轻天道”之外，还表现在义与利、名与身、主体与客体关系等方面。
义利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讲：“舍生而取义者也。”把义看的高于生命，更高于世俗的物质利益，充分体现了占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宋明理学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将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念推向极致。
重名轻身，是“重道轻器”的又一表现。中国文化执着于对善的追求与体认，以名声、荣誉的完美，为人称道为最大满足，以好声望、好名声作为立身处世之本，“人无信不立”成为千古不变的道德信条。“名”是一个人德性的表现，是社会群体对他的价值评定与肯定，自然不能等闲视之。理学家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是这种重名轻身观念的最好注脚。
“重道轻器”的文化倾向反映在主客体关系上，便是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而忽视对客体的讨论与分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将时刻反身内求、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作为求学与研究的唯一目标。这种反身而成之类的劝导，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绝于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直到近代，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后，还有一些人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器物蔑称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这样就造成了近代中国一边挨打，一边自欺欺人的尴尬局面

第一，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第二，就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意思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
第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就是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除了这个提法外，古人还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说法，意思都差不多。

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突出的人文倾向
整体的和谐统一
永恒的伦理道德
不息的奋斗精神
浓厚的忧患意识
求稳的务实态度
辨证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
儒家文化精神
道家文化精神
宗教文化精神
制度文化精神
审美文化精神
符号文化精神
科技文化精神
习俗文化精神

败家之道以孝为先！孝二十有四啊！就是二十四孝了啊！

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和为贵

历史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