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科学家的故事

　　60年代，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使敌视中国的人震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为研制两弹立下不朽功勋的科学家邓稼先是一位为国舍己的人。
　　1958年，国家下达了研制原子弹的命令。这是一项绝对保密的工作。年轻的邓稼先被选为主要研制者之一。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说：“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死了也值得。”
　　从此，他开始了秘密的研制工作，人们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一切出头露面的事都没有他参加，连他的妻子和亲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在做什么。他也只能把对亲人的感情埋在心里，过着长期的独身生活。和他同时代的同学，有许多成了有成就有名气的科学家、活动家，他的名字却没多少人知道。
　　后来，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们仍然不知道邓稼先就是两弹的元勋。有一次，他的好友、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回国探亲，点名要见他。两个人会面后，杨振宁问他在哪里工作，又问起爆炸原子弹的事。他只能回答是在京外单位工作，丝毫没讲自己正是造原子弹的。
　　长期艰苦工作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1986年，他患癌症病逝。一直到报上发布了他去世的消息，全国人民才知道邓稼先这个名字。他不图个人的名和利，舍弃了个人的幸福，几十年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大业奋斗，却从不后悔。临终前，他欣慰地说：“我可以瞑目了。” 爱迪生是世界闻名的发明家．他是美国人,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 只上了3 个月学, 十一二岁就开始卖报．他热爱科学, 常常把钱节省下来, 买科学书报和化学药品．他做实验的器具, 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一些瓶瓶罐罐．

　　爱迪生12 岁的时候, 在火车上卖报．火车上有一节给乘客吸烟的专用车厢, 车长同意他在那里占用一个角落．他把化学药品和瓶瓶罐罐都搬到那里, 卖完了报, 就做各种有趣的实验．

　　有一次, 火车开动的时候猛地一震, 把一瓶白磷震倒了．磷一遇到空气马上燃烧起来．许多人赶来, 和爱迪生一起把火扑灭了．车长气极了, 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全扔了出去, 还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 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

　　爱迪生钻研科学的决心没有动摇．他省吃俭用, 重新做起化学实验来．

　　有一次, 硫酸烧毁了他的衣服; 还有一次, 硝酸差一点儿弄瞎了他的眼晴．

　　他没有被危险吓倒, 还是顽强地做实验．

　　爱迪生试制电灯, 为了找到一种价钱便宜、使用时间长的灯丝, 不知做了多少次实验．他常常在实验室里一连工作几十个小时, 实在太累了, 就躺在实验台上睡一会儿．他这样不懈地努力, 终於找到了合适的灯丝, 发明了电灯．后来, 爱迪生又发明了电影、留声机......他一生中发明的东西有1000多种．

　　爱迪生将他毕生的精力都用在造福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上; 而在衣着方面, 从不过多考虑．

　　当他还是没出名的穷小伙子时, 有一天, 他在纽约大街上遇到一位朋友．

　　”瞧你身上这件大衣已经破成这个样子, 应该给自己买一件新大衣啦! ”朋友说．

　　”用得着吗？在纽约没有人认识我．”爱迪生毫不在乎地回答．

　　几年过去了, 爱迪生成了大发明家．有一次, 他又在纽约大街上又遇到了那位朋友．

　　”哎呀呀, 爱迪生先生! ”那位朋友惊叫起来, ”这回呀, 你无论如何也要换一件新大衣了! ”

　　”用得着吗？”爱迪生还是毫不在乎地回答, ”在这里, 人们都已经认识我了．”

罗宗洛，1898年8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家庭为小康商人。6岁丧母，由祖母、继母抚养长大。1905年至1911年在家乡上私塾。1911年在杭州安定中学学习，次年转学上海南洋中学，该校师资优良，学风朴素，1917年毕业，校长王培荪鼓励他到日本留学。1918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并获得浙江省官费资助。1919年分配到仙台市的第二高等学校理科学习。日本的高等学校是进入国立大学的过渡性学校，教学严格，他在3年勤奋学习中，英语、德语及理科各科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2年第二高等学校毕业，报考札幌市北海道帝国大学（现名北海道大学）农学部植物学科，当年北海道大学尚未设置理学部。他不喜欢繁华热闹的东京，那里中国留学生多，朋友来往多，妨碍专心学习，所以决定到北海道去求学。入学第二年，罗宗洛就师事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坂村彻教授，从此，他便以植物生理学为终身事业。坂村彻讲课条理清楚，善于启发，督率学生学习和实验操作一丝不苟，要求严格。罗宗洛向坂村彻当面提出要求到他实验室学习，坂村彻提出一个条件，说北海道气候寒冷，一年有半年左右冰天雪地，暑期是北海道的黄金季节，不能离开实验室。从此，师徒朝夕相处，共同度过了七个寒暑。1925年3月大学本科毕业，接着他申请入该校的大学院当博士研究生，研究玉米幼苗对铵和硝酸根的吸收，4年多完成了博士论文。1930年6月北海道帝国大学教授会全体通过他的博士学位申请，获得农学博士。他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帝国大学得博士学位的第二人，当时日本各大报都报道这个新闻。
罗宗洛受广州中山大学之聘，于1930年2月回国，任该校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旋因感到校风不正，于1932年离开中山大学到上海暨南大学理学院任教授，兼中华学艺社总干事。从1933年起转赴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在系内建立了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植物生理实验室。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迁到四川重庆沙坪坝区，他把家眷安置在成都，自己在重庆继续任教。当时重庆政治腐败，罗宗洛在中央大学又受排挤，乃于1940年应聘到浙江大学生物系担任教授。生物系设在贵州湄潭县城西郊外，风景优美，但工作条件很差，他一面教课，一面因陋就简，在一个小祠堂筹建了简易的植物生理实验室。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开展研究工作。1944年夏，罗宗洛被聘为设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不久，1945年10月他被派到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现为台湾大学），1946年接收完毕后任代理校长。同年10月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从重庆搬到上海，他仍任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宗洛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1953年该研究室扩建为植物生理研究所，任命他为所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7年他被选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日本植物学会名誉会员。为了推动我国的植物生理事业，1963年他跟汤佩松、殷宏章等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植物生理学会，被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长，并担任《植物生理学报》主编。他还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等职。
罗宗洛1930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时，该校的实验设备，教学条件等非常困难，但他极其认真负责，对程度不齐的学生，编写详细的讲稿，同时千方百计筹措实验设备，终于在短时期内为开设植物生理实验创造了既简陋又实用的初步条件。为了罗致人才，1930年春即电聘在法国留学的张作人任生物系教授，但并不认识他。当时张作人的老师想留张作人为助手，张作人也想多学点之后回国。罗宗洛去信告诉他，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际，我们的责任不在于科学上零零碎碎知识的积累，而在于赶快建立国家科学教育的基础。我国生物学还不曾有良好的基础，希望你回来，一同为此事努力一番。张作人向他的老师转达了罗宗洛的一番话，老师听了以后，频频点头，并叙述普法之战后，法国是怎样建立科学基础的。翘起大拇指说，你有这样的同僚，我没有理由留你，你回去吧。1932年夏，罗宗洛辞职到上海真如暨南大学任职时，校长郑洪年曾答应为罗宗洛建立研究实验室拨款，但终于未能实现。罗宗洛只是每周教两堂普通生物学。
罗宗洛1933年接到中央大学聘书，夏天举家到南京。他在中央大学的教学任务很繁重，同时要教3门功课，生物系的植物生理学、普通植物学和农学院的植物生理学，但条件优越，经费比较充裕，逐步购置了研究用的仪器设备和药品，建立了植物生理实验室。罗宗洛带领助教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动手做在我国具有开拓性的植物离体根尖培养研究工作，并通过工作培养年轻人才。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后，尽管抗战时期工作条件十分困难，日军飞机时常来轰炸，他还是和助教、高年级学生五、六人在一起，开展植物激素、微量元素的研究工作，进行文献报告。1940年到浙江大学任教时，他开了生物系的植物生理、农学院的植物生理和学生的实验课程，同时开展微量元素的研究。在湄潭浙江大学工作4年期间，师事他的学生很多。罗宗洛讲课所用的教材，是自己编写的，而且逐年增加新的材料。生物系一学年的植物生理学教材中，上学期专讲植物细胞生理学（普通生理学），与一般植物生理教科书完全不同，下学期才讲植物生理学各论，讲不完的部分印发讲义。他讲课时全神贯注，讲解清楚，引人入胜，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他对实验课十分重视，实验讲义也都是亲自编写的，实验前大家都认真看过，对实验的操作都有严格要求，藉此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做实验时，他在身边随时注意他们的基本操作，不对则随时纠正。为了让学生多学些化学，1941年他和化学系商定让生物系选化学课的学生参加他们的实验课，使用的器材和药品由生物系自己解决。他规定的定期举行的文献讨论会，不仅可以开拓思路，还能培养学生的鉴别能力。
他在大学任教时，始终坚持做研究工作，认为做研究是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他说：“一位教书先生如果不做研究，大学课程是不可能真正教好的。他可以读很多书，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综合评论来，但是给内行看了，就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罗宗洛培养学生，总是着重培养他们日后能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
罗宗洛一生直接、间接培养了一大批植物生理学科学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和教授，一部分人至今还在植物生理学的各个领域内发挥骨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