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唐宋,服饰受战争和民族大迁徙的影响,整体风格与前朝后代大相径庭。魏晋南北朝服饰一改秦汉的端庄稳重之风,也与唐代开放艳丽,雍容华贵的服饰风格不同。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魏晋南北朝服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男装追求褒衣博带的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是最富个性审美意识的朝代,文人雅士纷纷毁弃礼法,行为放旷,执著于追求人的自我精神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重神理而遗形骸,表现在穿着上往往是蔑视礼教,不拘礼法,率性自然,甚至袒胸露脐。同时清谈玄学在士人之间成为一种时尚,强调返璞归真,一任自然。对人的评价不仅仅限于道德品质,而纷纷转向对人的外貌服饰,精神气质的评价,他们以服饰的外在风貌表现出高妙的内在人格,从而达到内外完美的统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即著名的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服装与儒学禁锢下的秦汉袍服不同,变得越来越宽松,“褒衣博带”成为是魏晋时期的普遍服装形式,其中尤以文人雅士居多。众所周知的竹林七贤,不仅喜欢穿着此装,还以蔑视朝廷、不入仕途为潇洒超脱之举。表现在装束上,则是袒胸露臂,披发跣足,以示不拘礼法。这种风格是由于当时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文人欲实现政治理想又怯于宦海沉浮,为寻求自我超脱和精神释放,故采取宽衣大袖、袒胸露臂的着装形式,因此形成了“褒衣博带”的服装样式。
二、女装呈现奢靡异常的风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经学崩溃,个性解放,玄学盛行。“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人们讲究风度气韵,“翩若惊鸿,矫若游龙”,服装轻薄飘逸。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装承袭秦汉遗风,在传统服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并吸收借鉴了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创造了奢靡异常的女装风貌。服饰整体风格分为窄瘦与宽博两种倾向,或为上俭下丰的窄瘦式,或为褒衣博带的宽博式。杂裾垂髾是魏晋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女装款式,这种服装是传统深衣的变制。魏晋时期,传统的深衣已不被男子采用,但在妇女中间却仍有人穿着并有所创新。深衣的创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下摆,人们将下摆裁成数个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因形似旌旗而得名“垂髾”。垂髾周围点缀飘带,作为装饰。因为飘带拖得比较长,走起路来带动下摆的尖角随风飘起,如燕子轻舞,煞是迷人,所以又有“华带飞髾”的美称。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子的襦裙装在承袭秦汉服制的基础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上衣逐渐变短,衣身变得细瘦,紧贴身体;分斜襟和对襟两种领形,开始袒露小部分颈部和胸部;衣袖变得又细又窄,但在小臂部突然变宽;在袖口、衣襟、下摆等处装饰不同色彩的缘边;腰间系一围裳或抱腰,外束丝带。下装裙子也在有限的范围内极力创新,大展魅力,与魏晋女性柔美的形象相得益彰。有的裙子下摆加长,拖曳在地;有的裙子裙腰升高,裙幅增加,还增加许多褶裥,整个裙子造型呈上细下宽的喇叭形,这种上俭下丰的样式增加了视觉高度,给人瘦瘦长长之美感。
三、胡汉服饰的融汇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汉族居民仍长期保留着自己的衣冠习俗,但随着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胡服的式样也逐渐潜入汉族传统衣装中,从而形成了新的服装风貌。
北方的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将头发束成发髻,他们或者将头发编成辫子,或者披散头发,或者将部分头发剪掉。因此,他们根本就不使用冠、簪等用品,也就没有汉族最为重视的冠冕制度。他们习惯于在头上戴各种帽子,根据记录北朝史实的《邺中记》、《北史》等文献记载,当时有“金缕合欢帽”、“突骑帽”、“面帽”等多种帽式。
裤褶,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其基本款式为上穿短身、细袖、左衽之袍,下身穿窄口裤,腰间束革带。《急就篇》颜师古注“褶”字曰:“褶,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褶作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与汉族传统服饰的宽袍大袖有所不同,其典型特点即是短身、左衽,衣袖相对较窄。在长期的民族大融合中,汉族人接受了褶并做了一些创新,把原本细窄的衣袖改为宽松肥大的袖子,衣襟也改为右衽。因此,今天我们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的考古资料中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服装结构:褶既有左衽,也有右衽,还有相当多的对襟;袖子有短小窄瘦的,也有宽松肥大的;衣身有短小紧窄的,也有宽博的;上衣的下摆有整齐划一的,也有正前方两个衣角错开呈燕尾状的,等等。这些衣衽忽左忽右、袖子、衣身忽肥忽瘦、忽长忽短的服饰现象,表明了在当时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服饰的互渗、交流现象。
裤褶的下装是合裆裤,这种裤装最初是很合身的,细细的,行动起来相当利落,适合骑马奔驰和从事劳动。传到中原以后,尤其是当某些文官大臣也穿着裤褶上朝时,引起了保守派的质疑,认为这样两条细裤管立在朝堂不合体统,与古来礼服的上衣下裳样式实在是相去甚远。因此,有人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将裤管加肥,这样立于朝堂宛如裙裳,待抬腿走路时,仍是便利的裤子。可是,裤管太肥大,有碍军阵急事。于是,便将裤管轻轻提起然后用三尺长的锦带系在膝下将裤管缚住,于是又派生了一种新式服装——缚裤。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上层社会男女也都穿裤褶,脚踏长靿靴或短靿靴。这种形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北方的服装样式。
裲裆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起初是由军戎服中的裲裆甲演变而来。这种衣服不用衣袖,只有两片衣襟,《释名·释衣服》称:“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裲裆可保身躯温度,而不使衣袖增加厚度,以使手臂行动方便。裲裆有单、夹、皮、棉等区别,为男女都用的服式。既可着于衣内,也可着于衣外,《玉台新咏·吴歌》:“新衫绣裲裆,连置罗裙里。”描写的是妇女在里面穿裲裆;《晋书·舆服志》:“元康末,妇人衣裲裆,加于交领之上。”描写的是把裲裆穿在交领衣衫之外。 这种服式一直沿用至今,南方称马甲,北方称背心或坎肩。裤褶、裲裆等服装都是从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地区的异族文化,由于它们具有功能的优越性而为汉族人民所吸收,从而使汉族传统的服饰文化更加丰富。
南北朝时期随着胡服盛行,服饰纹样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据各地出土南北朝时期的纺织品实物和敦煌莫高窟壁画的纹样来看,大凡东汉式的传统纹样,此时画工和工艺技巧都已不及东汉精美,意味着东汉式动物云气纹已经衰退过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纹样,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博山、小博山、大明光、小明光、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锦、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见陆刿《邺中记》)、云昆锦、列堞锦、杂珠锦、篆文锦、列明锦(见王子年《拾遗记》)、如意虎头连壁锦(见《太平御览》卷八一五)、绛地交龙锦、绀地句文锦(见《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联珠孔雀罗(见《北齐书·祖珽传》)等。从这些锦名可知有一部分纹样是承袭了东汉的传统的,有一部分则是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结果,如联珠孔雀罗就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纹样,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博山、小博山、大明光、小明光、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
锦、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见陆刿《邺中记》)、云昆锦、列堞锦、杂珠锦、篆文锦、列明锦(见王子年《拾遗记》)、如意虎头连壁锦(见《太平御览》卷八一五)、绛地交龙锦、绀地句文锦(见《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联珠孔雀罗(见《北齐书·祖珽传》)等。从这些锦名可知有一部分纹样是承袭了东汉的传统的,有一部分则是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结果,如联珠孔雀罗就是。
再据各地出土南北朝时期的纺织品实物和敦煌莫高窟壁画的纹样来看,大凡东汉式的传统纹样,此时画工和工艺技巧都已不及东汉精美,意味着东汉式动物云气纹已经衰退过时,代之而起的服饰纹样可归纳为如下各种类型:
1.传统的汉式山云动物纹
此类纹样盛行于东汉、紧凑流动的变体山脉云气间分列奔放写实的动物,并于间际嵌饰吉祥文字,如1995年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一批魏晋时期的衣物中,有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铭文的山云动物纹锦护膊,保持了汉代传统风格,十分珍贵。
2.利用圆形、方格、菱形及对称的波状线组成几何骨骼,在几何骨骼内填充动物纹或花叶纹
此类纹样在汉代虽已有之,但未成为最主要的装饰形式。且汉代填充的动物纹造型气势生动,南北朝填充的动物纹多作对称排列,动势不大,多为装饰性姿势。汉代填充的花叶纹多为正面的放射对称型,南北朝填充的花叶纹则有忍冬纹等外来的装饰题材。
3.圣树纹
是将树形简化成接近一张叶子正视状的形状,具有古代阿拉伯国家装饰纹样的特征,后至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以后,圣树成为真主神圣品格的象征。
4.天王化生纹
纹样由莲花、半身佛像及“天王”字样组成,按佛教说法,在欲界六天之最下天有四天王,凡人如能苦心修养,死后能化生成佛。
5.小几何纹、忍冬纹、小朵花纹
圆圈与点子组合的中、小型几何纹样及忍冬纹,此类花纹对日常服用有极良好的适应性,对后世服饰纹样影响很深。从形式上看,也是秦汉时期所未见过的。它的流行当和西域“胡服”的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