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说法,这种说法以文化链的形式,概括出华夏神州对人类社会所贡献出的精神财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四颗璀灿的明珠,也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宝贵财富。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小说,构成了一卷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史。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奏出了唐宋元明清时代艺术的最强音。并且超越了它们本身的意义,成为各自时代的一种艺术符号,形成一条中国文化内在的规律性,一条内在美的主线、美的历程。
中国是一个诗乐的国度,有“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思想。在中国人思想中,文明的进程、朝代的更替是宇宙节奏的一种呈现,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有节奏的运动。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就表达了中国文化史一种有节奏的美的运动。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的创作在广义上讲都与音乐有关,在文字上都追求适合吟咏或歌唱的韵律,在内容上体现天地节奏和人类心音。中国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从内容和形式上既有传承又有自我独立,形成了一部中华文化美的乐章,其中“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这部乐章中最美妙的音符。唐诗中运转不息的生命之力和千姿百态的生命节奏;宋词里轻巧尖新的意境美学和缠绵绮靡的人生情感;元曲苍茫寥廊的宇宙意象和风流倜傥的浪子情怀;明清文艺中的色彩斑斓的人世画卷。构成中国文化史中美的旋律。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唐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自由,中外交流频繁,国力强盛,呈现出一派兴盛的辉煌局面。自太祖开国,太宗承位,直至玄宗的100多年间,采取了开明的政治,使李唐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经济上也得到持续的发展,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使了唐代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唐代推行以诗取士、以书取士的科举制度,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这样诗歌写得好坏直接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以诗取士从制度上带动了整个社会崇尚诗歌的风气,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代的皇帝如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为诗歌的普及提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诗歌是构筑唐代文化史高峰的一座巨大丰碑,唐代的诗歌空前繁荣,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成为大唐王朝时代的文化标志。诗歌是唐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诗歌不仅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且展现出社会繁荣兴旺、人文精神昂扬蓬勃的大唐气象。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从宋金抗争到元蒙灭宋,爱国歌声始终回荡词坛,悲壮慷慨之调,应运发展,把豪放词风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张元干、向子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吴潜、刘辰翁、文天祥等,如连峰叠嶂,峥嵘绵亘。其中以辛弃疾的成就为最高,他一生有词六百多首,其中有抒写抗金和恢复中原的宏愿,壮志被抑的悲愤,对苟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对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赞美,深挚情意的低诉;风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为主,也有潇洒超逸、清丽妩媚的。南宋时期还有许多杰出词人对婉约词风进一步开拓,宛如丛丛奇葩争胜,也不可能都用婉约一格来概括。妻夔的"清空""骚雅",史达祖的"奇秀清逸",吴文英的"如七宝楼台",王沂孙的"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张炎的"清远蕴藉"、"凄怆缠绵",等等。金末元好问词为北国之冠,兼有豪放婉约多种风格。乐章雅丽,情致幽婉,是宋、金时代词艺发展的终结者。
以上所述的种种成就,都显示了明清时期戏曲的鼎盛与繁荣。明清戏曲为什么会鼎盛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据笔者所见,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戏曲本身发展所必然。戏曲经过漫长的演进,其表演形态逐渐丰富,脚色行当逐渐齐全,创作经验和艺人演技逐渐积累,使戏曲创作和演出日渐进步,较之当时其他技艺如说唱、傀儡、皮影、杂技,更受民众喜爱。戏曲的各种表演形态,各种声腔,在不同地区演出,又不断向外扩展、流传,彼此之间,为争取观众,必然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从而取长补短。如杂剧本以北曲演唱,为悦南人之耳,至明代掺入南曲;而传奇渊于南戏,以南曲演唱,为适合某些剧目内容的需要,增入北曲,以至后来形成南北曲合套,这都有利于各自的艺术形态的发展。传奇的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同样也相互竞胜,推动了声腔和表演艺术的发展。
第二,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有密切关系。明初由于统治阶级一度对戏曲采取限制政策,前期创作演出并不发达。明中叶以后,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有明显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新的手工业部门不断出现,特别是东南地区纺织行业雇佣工人生产,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赣、皖各府制瓷、造纸工业都很发达,商人经营盐、茶、丝贸易较前代更为繁多。经济的繁荣,使社会物资有了很大程度的丰富,既滋长了统治阶级对享乐的追求,同时城市人口的增多,也对娱乐提出要求,当时伎艺之首的戏曲当然也适应社会的需求而发展。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渐激化,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促使进步文人对正统思想提出批评。现实生活的这些变化不仅为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而且也使戏曲题材更为开阔。明清易代,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明帝国沦亡的重大事件,不仅在人们思想上引起巨大震动,同时也在戏曲创作中得到反映,一些作家写出讴歌民族英雄、表现民族气节的作品,另一些作家在其剧作中或寄寓故国之思,或总结历史教训,这都使明清戏曲在质的方面得到极大提高。
第三,戏曲观念发生变化,文人积极参与创作。戏曲本是民间艺术,向来不为文人学士所重视,初期戏曲如院本杂剧多为艺人或下层文人所撰,后来戏曲影响日大,才逐渐为上层文士注意。明代中叶以后,人们对戏曲、小说看法发生巨大变化,不以为是雕虫小技,而认为有益教化,或可藉此展示才华,传诸后世,于是以其多彩之笔填词度曲,进行创作。所谓“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武,竞以传奇鸣,曲海词山,于今为烈。”(沈宠绥《度曲须知》)文人参与,使剧作构思更为缜密,辞藻更为赡丽,艺术水平得到较大提高,这也推动了戏曲的创作,使之趋于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