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意答案大钊同志少年读书的时代,正是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濒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国家存亡、民族存亡的问题,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陵轧黔首,残毁学术”,“抑塞士气,摧折人权”,“口谤腹诽,诛夷立至,侧身天地,荆棘如林”②,使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正如大钊同志在日后的文章中说的:“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飘泊之人”。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先进的分子,“相率奔驰,昭揭真理之帜,以号召俦类,……掷无量之头颅、骸骨、心思、脑血,夙兴夜寐,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③而他们的声音愈益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大钊同志的家乡一带,由于外出经商的人多,消息比较灵通。幼年时,他就听到了鸦片战争等痛心的历史故事。五岁上,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十一岁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冀东各地也普遍建立了义和团的组织。不久,八国联军侵至乐亭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在大钊同志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大钊同志的家乡,大地主、大商人残酷地剥削农民,阶级分化也日益加剧。全村七千多亩土地,绝大部分掌握在几家地主手里,加以连年天灾,更使广大农民饥寒交迫。大黑坨村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线串黑豆场街卖,河里杂草上戥盘。”
大钊同志看到了这一切,心中充满了疑问。他常向老师问道:“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问得老师也无法回答。从那时起,他就憎恨帝国主义侵略者,憎恨残暴的封建制度,憎恨腐败的清朝政府。十三岁时,听了老师黄玉堂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他就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
虽然,祖父想让他成为一个光耀门楣的读书人,他却沿着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的道路前进了。他决心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来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正象后来他在《狱中自述》里回忆的:“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在永平府中学,大钊同志进一步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常常和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他热烈搜寻当时宣传新思想的书刊,贪婪地读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几乎手不释卷。
在永平府念了二年书,祖父去世了,家里的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叔叔挥霍殆尽。大钊同志原想到通都大邑继续求学,这时不但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还面临着失学的威胁。就在这个时候,井家坨的财主宋举人有意笼络他,派小车来接他去,表示愿意资助他到外埠升学。但是,大钊同志断然拒绝了。事后,他对表姑说:“宋某做官来的钱不正,这些人的钱都不是好来的。我就是不念书,也不用他们的钱!”他终于依靠着夫人的支持,“辛苦艰难,典当挪借”,④到天津求学去了。
一九○七年夏天,大钊同志与两三个同学一起,到天津报考学校。当时天津有三个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钊同志不喜学军医;考银行专修所虽被录取,但他认为“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⑤一心期望着为祖国寻找出路的大钊同志,“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⑥决定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此后,大钊同志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六年,学习法政诸学和英、日语。那时,称为“新学”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旧学”的封建文化间的斗争,正在日益开展。大钊同志比较广泛地接触了“新学”,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孕育着革命的志向。
少年时代的大钊同志,刻苦学习,积累了渊博的学识;追求真理,焕发着“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爱国思想,这就为他一生壮丽的革命事业种下了根苗
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国家的国民。我当然也不例外,我爱养育了我14年的土地,她是举世闻名的四大古国,她是有着浩大历史神秘的国家,她是如此美丽,如此伟大。我因为生在养在这片土地的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说到对她的爱与敬仰,那真是发自内心而来。
每天上学的早晨,我们都会面向五星红旗敬礼,我们带着红领巾,右手高高地举过头顶。这种庄严又神圣的仪式都能证明我们是爱自己祖国的。
祖国在我的心中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我爱这块土地,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爱祖国的语言,是因为从牙牙学语始起,它就伴我成长。它蕴含着民族精神,铸就民族性格,它还是我们立足世界的名片。祖国在我们的心中不是一个抽象名词,而是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形象和事物。
自古以来,人们都爱把祖国比喻为“母亲”。是母亲的乳汁,哺育了中华民族的亿万儿女。诗人说,祖国是长江,祖国是昆仑,祖国是东方的晨曦,祖国是南海的晚霞,祖国是塞北的松涛,祖国是岭南的花季,祖国是与你有着血缘的人民大众…………
我们是祖国母亲的儿女,我们深爱着祖国。
此时此刻,我们指向说一声:“我爱你!母亲!我爱你,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