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蝴蝶》原文

王蒙 《蝴蝶》原文

    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

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

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像

1956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

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想起

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儿，不也是这样自得地呜呜叫吗？

    汽车开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眼前闪过村庄、房屋、自

动列成一队向他们鼓掌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

车投掷石块的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地看着他们的农民，比院墙高耸起许多的草堆，还有树

木、田野、池塘、道路、丘陵地和洼地，堆满了用泥巴齐齐整整地封起了顶子的麦草的场

院，以及牲畜、胶轮马车、手扶拖拉机和它所牵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时候

被山洪冲坏了的裸露的、受了伤的砂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尘土和由于驭手偷懒、没有挂好

粪兜而漏落下的马粪蛋，全都照直向着他和他的北京牌扑来，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从他

身下蹿到了他和车的身后。指示盘上说明越野小车的时速已经超过了60公里。车轮的滚动

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车轮轧在地面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敏

捷的、轻飘飘的沙沙声，这种沙沙声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在冰场上滑冰，在太液池上划

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坚持长跑，穿一身海蓝色的腈纶秋衣秋裤。该死的汽

车，为什么要把他和地面，和那么富有，那么公平，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

污染的新鲜空气隔离开来呢？然而坐在汽车上是舒服的。汽车可以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在

北京，人们认为坐在后排才是尊贵的，驾驶员身旁的那个单人的座位则是留给秘书、警卫人

员或者翻译坐的，他们时时需要推开车门，跳下去和对方的一位秘书、对方的警卫人员或者

对方的翻译联系，而作为首长的他，则呆呆地坐在车后不动。甚至当一切都联系好了的时

候，当他的秘书或者别的什么人打开后车门探进头来，俯着身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也是懒洋

洋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时他接连打两个哈欠。许多时候他

要等秘书说了两遍或者三遍以后才微微地点点头或摇摇头，“嗯”一声或者“哼”一声。这

样才更像首长。倒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他实在太忙。只有行车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片刻的解

脱，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时也还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小事情他都无须过问，无须操

心，无须动手甚至无须动口。

    那是什么？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

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

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

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

那被碾压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

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

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

    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安排坐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

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安稳。离开山村的时候，秋文和

乡亲们围着汽车送他。“老张头，下回还来！”拴福大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大嫂呢，

抹着眼泪，用手遮在眼眉上，那样深情地看着他。其实，并没有刺目的阳光，她只是用那手

势表示着她的目光的专注。秋文的饱经沧桑，仿佛洞察一切的悲天悯人的神情上出现了一种

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期待和远眺的表情，他们的分别是沉重的。他们的分别是轻松的。这样，

如秋文说的，他们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在吉姆牌轿

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

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

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

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

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

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多想的吗？

    秋文说：“好好地做官去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着

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她缓缓地、微笑着说，她的声音里听不

出一丝悲凉，她说得那样平稳，那样从容，那样温存又那样有力量。一刹那间，她好像成了

张思远的大姐姐，她好像在安慰一个没有放起自己制作的风筝因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

实，她比老张要小好几岁呢！其实，老张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快60的人了，在他那个

圈子里却还算作“年轻有为”。古老的中国，悠久的中华！这些年，青年人的年龄上限正像

转氨酶实验阳性反应的上限一样，大大地放宽了。过去，转氨酶120就可以确诊肝炎，现

在呢，转氨酶200还不给开病假条呢！

    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

冬也丢在了那边。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粪叉，把背篓和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

榆叶山芋小米饭……全都丢下了。秋文和冬冬，这是照耀他这个年轻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

是照耀他的无限好的夕阳，他把夕阳留在了长满核桃树的云霞山那边。夕阳对他招着手，远

去了。一步一远啊。这是文姬归汉时所唱的歌词。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车，车轮的旋转使变

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他的身

边呢？为了冬冬的母亲——海云，那棵颤抖的、被碾碎了的小白花，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

的。然而他挂牵着冬冬，冬冬还只是一颗在地平线上闪烁，远远还没有升起来的小星星。这

颗星星总会照耀他的。他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对于下一代的过分的关心，过分周到的安

排，给下一代提供的过分优越的条件和为了防范下一代而划地为牢的一切努力不仅注定是徒

劳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着冬冬，这个连他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

一的儿子。他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虽然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

青年不要是青年，何况这一代青年成长在颠倒和错乱的年代，他们受了太多的骗，他们有太

多的怀疑和愤怒。但是，冬冬是太过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历史，能够了解现实，

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走上歧路。他希

望儿子的可以原谅一部分的偏激不致于向害己害人害国的破坏性方面发展。

…………

原文太长，详见附件。

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像1956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儿，不也是这样自得地呜呜叫吗？
汽车开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眼前闪过村庄、房屋、自动列成一队向他们鼓掌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车投掷石块的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地看着他们的农民，比院墙高耸起许多的草堆，还有树木、田野、池塘、道路、丘陵地和洼地，堆满了用泥巴齐齐整整地封起了顶子的麦草的场院，以及牲畜、胶轮马车、手扶拖拉机和它所牵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时候被山洪冲坏了的裸露的、受了伤的砂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尘土和由于驭手偷懒、没有挂好粪兜而漏落下的马粪蛋，全都照直向着他和他的北京牌扑来，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从他身下蹿到了他和车的身后。指示盘上说明越野小车的时速已经超过了60公里。车轮的滚动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车轮轧在地面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敏捷的、轻飘飘的沙沙声，这种沙沙声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在冰场上滑冰，在太液池上划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坚持长跑，穿一身海蓝色的□纶秋衣秋裤。该死的汽车，为什么要把他和地面，和那么富有，那么公平，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污染的新鲜空气隔离开来呢？然而坐在汽车上是舒服的。汽车可以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在北京，人们认为坐在后排才是尊贵的，驾驶员身旁的那个单人的座位则是留给秘书、警卫人员或者翻译坐的，他们时时需要推开车门，跳下去和对方的一位秘书、对方的警卫人员或者对方的翻译联系，而作为首长的他，则呆呆地坐在车后不动。甚至当一切都联系好了的时候，当他的秘书或者别的什么人打开后车门探进头来，俯着身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也是懒洋洋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时他接连打两个哈欠。许多时候他要等秘书说了两遍或者三遍以后才微微地点点头或摇摇头，「嗯」一声或者「哼」一声。这样才更像首长。倒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他实在太忙。只有行车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片刻的解脱，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时也还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小事情他都无须过问，无须操心，无须动手甚至无须动口。
那是什么？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
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安排坐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安稳。离开山村的时候，秋文和乡亲们围着汽车送他。「老张头，下回还来！」拴福大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大嫂呢，抹着眼泪，用手遮在眼眉上，那样深情地看着他。其实，并没有刺目的阳光，她只是用那手势表示着她的目光的专注。秋文的饱经沧桑，彷佛洞察一切的悲天悯人的神情上出现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期待和远眺的表情，他们的分别是沉重的。他们的分别是轻松的。这样，如秋文说的，他们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多想的吗？
秋文说：「好好地做官去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着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她缓缓地、微笑着说，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悲凉，她说得那样平稳，那样从容，那样温存又那样有力量。一刹那间，她好像成了张思远的大姐姐，她好像在安慰一个没有放起自己制作的风筝因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实，她比老张要小好几岁呢！其实，老张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快60的人了，在他那个圈子里却还算作「年轻有为」。古老的中国，悠久的中华！这些年，青年人的年龄上限正像转氨□实验阳性反应的上限一样，大大地放宽了。过去，转氨□120就可以确诊肝炎，现在呢，转氨□200还不给开病假条呢！
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冬也丢在了那边。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粪叉，把背篓和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榆叶山芋小米饭……全都丢下了。秋文和冬冬，这是照耀他这个年轻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是照耀他的无限好的夕阳，他把夕阳留在了长满核桃树的云霞山那边。夕阳对他招着手，远去了。一步一远啊。这是文姬归汉时所唱的歌词。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车，车轮的旋转使变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他的身边呢？为了冬冬的母亲——海云，那棵颤抖的、被碾碎了的小白花，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的。然而他挂牵着冬冬，冬冬还只是一颗在地平在线闪烁，远远还没有升起来的小星星。这颗星星总会照耀他的。他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对于下一代的过分的关心，过分周到的安排，给下一代提供的过分优越的条件和为了防范下一代而划地为牢的一切努力不仅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着冬冬，这个连他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一的儿子。他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虽然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何况这一代青年成长在颠倒和错乱的年代，他们受了太多的骗，他们有太多的怀疑和愤怒。但是，冬冬是太过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历史，能够了解现实，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走上歧路。他希望儿子的可以原谅一部分的偏激不致于向害己害人害国的破坏性方面发展。
天晴了。明亮的夕阳有点儿晃眼。他把车内的褐色的遮光板放了下来。透过褐色的遮光板，他看到的是乡间的薄暮。然而他的身上有阳光。他的上衣和膝盖头上的阳光变幻着。路旁的树枝切割着夕阳。把光的碎屑不断地洒向他的全身，这给他一种捉摸不定的行进的感觉。他沐浴在这瞬息万变的光网里，渐渐地觉得舒适和满意。随着这嗡嗡声，轰轰声和沙沙声，随着指示盘上的红字的旋转和黑字的跳动，他离山乡越来越远，离北京越来越近，离老张头越来越远，离副部长越来越近。正在工作忙的时候。他竟然请了十几天的假。他甚至告诉部长，他要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接一个老伴来，把爱情说成是解决生活问题或解决个人问题，似乎这样说才合法，才规范。如果他说他要去看看他的心上人，那么人们马上会认为他「作风不好」，认为他感情不健康或者正在变「修」。把爱情叫做「问题」，把结婚叫做解决问题，这真是对祖国语言的歪曲和对人的感情的侮辱。但他还是要从俗，他还是用这种刻板的、僵硬的语言请了假。他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离开了一系列紧张而繁忙的事务，这使他十分不安。离开一个本来属于他的，他在里面过得很舒服、很适宜、很习惯了的办公室和住宅，这好像是不那么愉快的。但是老年人也是充满了想象的。那种想象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悄悄地走了。他坐了硬卧火车。他坐了长途汽车。夜间休息的时候42个人住在一间大房子里。烟气、汗气和臭气熏天。六盏40瓦的荧光管灯终夜不关。他也坐过专门给他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派的小汽车。坐上这样的柔软而轻便的车，连侧视镜里映出的他的影像都像刚刚沐浴，刚刚擦过油和吹过风一样的鲜亮。坐上这样的车，他美好得像一块新出炉的面包，带着小麦、牛奶、蛋黄和砂糖的芳香，烘烤得红扑扑的。下了这样的车，他住进只供外宾和高级干部住的宾馆。新安装的空调设备，开动起来就像野蜂在花的原野上飞舞。洁白的浴盆。小巧而方便的电加热淋浴喷头。然而这一切与他是没有多少关系的。这一切并不决定于他本身，他自己。他自己毋宁说是更适合那个遥远的山乡。他到那里去寻找秋文，寻找冬冬，寻找那还没有失去的老张头，寻找一个被农民所信赖、所关照的不幸的幸运的人。现在，他离去了。高级宾馆的一夜以后是四个小时的飞行。然后是他的吉姆。秘书到机场来迎接，使他确认了自己的副部长的身份。又是繁华的街道，雪白的快行线，又是红灯。人口和车辆都增加了很多，一到十字路口，就要耽搁。再拐两个弯，汽车减慢了速度，停下了。握手、道谢，他邀请驾驶员上去坐一坐，驾驶员谢绝了。秘书从他手中抢去了所有的本来也不多的东西。明亮的电梯间，烫发的女服务员向他问好。他又回到了一个凡是知道他的职务的人都向他微笑的地方。钥匙插在锁孔里，他没有把钥匙给秘书，而是自己开的门。他不愿意在每一件小事上劳动别人。门开了，灯亮了，高分子化合物的墙壁和地面仍然是一尘不染，就像天天有人用洗涤剂刷洗过似的，他回来了，他坐到了沙发上。

原文较大，给我邮箱，我发给你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