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胡适的反对评价？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无疑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胡适与他的老师杜威一样是“学问成家数”的人物。

按照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的《胡适精品集》扉页的介绍，胡适在“文学、历史、语言、文字、伦理、教育、社会、政治等诸领域均做出过卓越建树”。

按照中共对胡适的批判（1954.12.2）——
1、胡适哲学思想批判
2、胡适政治思想批判
3、胡适历史观点批判
4、胡适文学思想批判
5、胡适哲学史观点批判
6、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
7、胡适的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批判
8、9、《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和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胡适的自传》引《学习》1955年2月号，P42）
这些批判，反过来看就是中共对胡适工作成绩的结算与肯定。

胡适在说到中共对他的这些批判时，可以想见是颇为得意的，他说“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1958年），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7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留有‘余毒’未清呢！”
（见《胡适的自传》，即白文《胡适口述自传》——没有唐德刚的注解）

在李敖看来，学术上的地位在胡适不过是“个人的小问题”，他也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历史家’”，他“宁愿承认”胡适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一个最卓越的政论家，一个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

李敖对胡适一生投入大精力侍弄的“乾嘉余孽的把戏”显然不以为然——
“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这个问题事实上早有人对胡适提出过意见，胡适有以自解，详见胡适《我的歧路》）

李敖认为，以胡适的地位，应该在思想导向、引领风潮上面使大力气，而胡适这方面的用功与其地位显然绝不相称。对胡适的“歧路”，李敖或许是深为惋惜的，因此下笔也就毫不留情了。

我同意李敖对胡适的批评，对这位文坛祭酒作一番“观其言察其行”的工夫，会发现他确实做得不够。

（李敖的话详见《播种者胡适》，胡适对这篇文章颇为不满——自己一辈子大部分的工作成果不被肯定，反遭批评，生气也是可以想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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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是关于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评价的，当时就牵扯到了胡适，因为俞平伯与胡适共称为“新红学派”创始人，观点上是和而不同的，自然就也被放到了打到的行列。
何况胡适本来就是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人物，他向往的是美国式民主政治，尽管不满蒋介石，还是跟着去了台湾，红学只是一个幌子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要彻底把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光辉地位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