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形成的准确时间？

道教是在我国早期封建时代形成的宗教。其信仰内容，具有汉民族宗教意识的特点。史学界与道教界一般都说它形成于东汉顺帝（公元126至144年）时代，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但若追溯到战国时期齐燕沿海一带宣扬神仙方术，《史记．封禅书》所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的方仙道与西汉时托黄帝而言神仙之术、托老子而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则这种以神仙信仰为特征的宗教在我国流传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道教与佛教并称为两大宗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之一。道教对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同时它也形成了自已独特的宗教神秘主义体系。道教累积了大量经籍与文献资料，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份。

道教内容十分庞杂，从其主体内容来探索其起源，则道教大致不外是在三种原始宗教意识的基础上衍化而来：一为鬼神崇拜，二为神仙之说与方术，三为黄老学说中之神秘主义成份。

一、鬼神崇拜
在公元前一千几百年前的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上帝和天命，初步建立了以上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原始的鬼魂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梦兆迷信也已发展到求神意以定吉凶的占卜巫术。这在当时是社会普遍的信仰，帝王更是狂热的信奉者。人们相信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或后果，都是天神意志的体现，而天神的意志与情绪，是依世人对他崇敬的程度以及行为的善恶而作出的报应。统治者为了取悦于鬼神（这里鬼指祖先，神指上帝，而殷人的上帝即其祖先），祈求鬼神以其无限的权威来维护他在地上的统治，相应地兴起祭祀以宣扬神威和献谀于神。《小戴礼记．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时也就有了管理宗教仪式、卜筮吉凶和祈福禳灾的巫祝，他们的职司是掌握龟筮，而且被认为能沟通神天。所谓巫能以歌舞降神，祝能以言辞悦神。巫的专职就是托言能把神的旨意通过龟壳或蓍草卜筮传达给人，祝的专职就是奉行祈祷仪式，托言能把人的愿望申诉于鬼神。因此巫祝都是祭祀时所不可缺少的人物。统治者往往要把自己的意图披上是神的意旨的外衣，来制服被统治者，巫祝就成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御用工具。后世道教宫观中司香火者叫庙祝，便是古代留下来的名称。周继殷商而统治天下，鬼神崇拜更有系统，并形成了“天命观”的神学理论。《泰誓上》：

天佑下命，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周人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了天神、人鬼、地只三个系统。《周礼上》说：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只之礼。

属于天神的有上帝及日、月、星、斗、宿、风、云、雷、雨诸神；属于地只的有社稷、山川、五岳、四渎之神；属于人鬼的主要是各姓的祖先及崇拜的圣贤。这些也便是后来道教所以成为多神教的来源。后世道教做法事，如建醮坛、设斋供，即古人祭祀的礼仪；唱赞词、诵宝诰，即含有言辞悦神之意；上表章、读疏文，也便是申诉和祈祷之用。因此可知汉代兴起的道教具有古代巫祝遗风，所供奉的神也大多渊源于古人的信仰。

二、 神仙之说与方士方术
神仙之说，其来甚久，早在战国时期，不仅漱正阳、含朝霞、保神明、入精气等吐纳延寿之术为世人所习慕，彭祖之长寿、三神山之仙阙为世人所向往，且载营魄而登霞，掩浮云而上升的幻想登仙之说，也已为世人所乐道和探求。

先秦古籍不少载有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等传说的文字。如

《庄子．逍遥游》：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庄子．天地篇》：
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

《庄子．在宥篇》述广成子对黄帝言：「我修身二千百岁矣，吾形未尝衰。」《庄子．田子方》：「夫至人至矣，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庄子出发于出世思想，在《逍遥游》、《大宗师》、《天道》、《列御冠》、《刻意》、《天下》、《应帝王》、《达生》、《田子方》等篇章中，均有对仙人、仙境的描述。

《列子》更引申庄子对“仙人”、“真人”、“至人”之赞美，更夸饰仙境之美妙与神秘。《列子．汤问篇》说：渤海之东很远的地方有一大壑，名曰“归墟”，其中有五座山，一曰岱舆，二曰员 峤，三曰方壶，四曰瀛州，五曰蓬莱。仙人居于“归墟”的五个大山上。

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

又说，在北海之北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名“终北”之国，无风雨霜露，不生鸟兽虫鱼草木；国中有名“壶领”之山，顶有口名滋穴，有泉水涌出名神瀵，香过兰椒，味过醪醴，分四股流遍全国；人们“不竞不争” 、“不骄不忌”、“不媒不聘”、“不耕不稼”、“不织不衣”、“不死不病”，整天相携歌唱，饥倦则饮神瀵，经旬才醒。

《列子．黄帝》更用幻梦勾画了一个“华胥氏之国”，说那里“国无师长”、“民无嗜欲”，人们“无夭殇”、“无爱憎”、“无利害”、“无畏忌”，“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步”。又说，在“海河洲”中有“列姑射山”，山上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吸风饮露，不食五谷”，“不偎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愿悫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己无愆。阴阳常调，日月常明。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疠，鬼无灵响”。《列子．周穆王》中说，天上有一个“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耳目之所观听，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

“仙境”皆被描画得美妙而神秘，所谓“仙人”亦皆被描绘成外生死、极虚静、不为物累、超脱自在的能飞行的神人。

有关神仙说的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材料，则是司马迁撰《史记．封禅书》中的一段记述：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

又《史记．武帝本记》云，李少君言于武帝：

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神仙之说，大抵先出于西北山岳与东南滨海地带。究其原因，其社会因素是：在社会日趋繁荣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向深山、海洋开始了探险与开拓的事业，因为山岳与海洋中确有景物宜人的好地方，人们或因避难，或因为风浪所漂泊而偶至妙境，人们的眼界宽阔了。以后这种信息便辗转相传，引起世人之仰慕，欲开拓新的领域或遁离灾难的人，便开始他们的探险，于是蒙有浪漫色彩或宗教幻想色彩的神仙之说便产生了。再者，神仙之说的产生还有其自然因素：山岳和海洋中常出现一些使当时人感到惊异、迷惑、神秘的自然现象，如云雾幻景、深渊奇洞、海市蜃楼等，人们把幻奇之境，当作天地之间的另一世界，于是神话也便油然而生。

伴随神仙说的产生，巫觋之辈便利用之更为渲染神怪，大肆宣扬，有的并利用当时萌芽的科技，蒙以宗教色彩，以为求仙之方术，游售惑世。这样的人就叫方士，或方术之士。

据《汉书．艺文志》，汉时将方术分为四类，即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后汉书》中的《方术列传》中包括天文、医学、神仙、占卜、相术、命相、遁甲、堪舆等等。古人将一切技艺皆称之为方术，不过我们这里所讲的乃是那些宣扬长生不死，认为服食及祭祀可以成神仙的人所兜售的神怪奇方。

我国古代传说的方士有籛铿(彭祖) 、容成、西王母、素女等，史籍记载最早的方士则为周灵王（公元前571—前545年）时的苌弘。《史记．封禅书》：

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

所谓“设射狸首”，即汉代魇胜巫术，足见方士苌弘乃巫觋之遗绪。

战国时的方士，乃巫觋转向服食与祭祀，他们只有方术而没有堂皇的理论，与诸子百家相比较，显然黯然失色。战国末朝出了个方士叫驺衍，他将阴阳五行说相胜相克的原理与社会朝代之兴衰更替相结合，更推而论社会事物之变化。驺衍因此而得显于诸侯，从而也启发了其它方士。《史记．封禅书》中说：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由于秦始皇幻想获得不死之药，因而方术之士十分活跃。得到秦始皇宠信的第一个方士便是徐市（福）。《史记．秦始皇本纪》：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上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徐市入海求神药，数年不得，费多，恐受谴，诈骗秦始皇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继徐市而得宠信的有燕人卢生和韩终、侯公、石生等。他们为秦始皇求仙人羡门、高誓及不死之药，均归渺茫。卢生入海还，托以鬼神事，奏籙图书，说：「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卢生还说秦始皇：

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秦代法酷，方不验辄死。世上哪里有不死仙药？方士卢生等便偷偷跑了。秦始皇大怒，他说：

……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秦始皇迁怒于诸生，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他的长子扶苏向他解释诸生与方士的不同，秦始皇更怒将扶苏远谪边地，北监蒙恬于上郡。

秦始皇之后，最宠信方士的便是汉武帝刘彻。第一个得他宠信的是方士李少君。《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汉武帝，帝尊之。李少君说：

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汉武帝信了李少君的话，于是“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后李少君病死，汉武帝不说他死了，而说“化去”，又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其后又有亳人薄诱忌奏词泰一方，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帝，谓能以方术夜致武帝已亡之王夫人及灶鬼之貌，得拜文成将军，获赏赐甚多；后因以帛书饭牛，云牛腹有奇，武帝察觉后诛杀文成将军。又有胶东宫人栾大，谎言尝往来海中，曾见仙人安期、羡门之属，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武帝宠信栾大，拜为五利将军，栾大常羽衣，夜祠欲以下神。栾大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史记．孝武本记》)。后栾大以方术不验被诛。又有齐人公孙卿，为武帝至东莱山候神。这时武帝令入海求神山的方士达数千人，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计。公孙卿还说“仙人好楼居”，武帝令长安作蜚廉桂观，甘泉作益延寿观，使公孙卿设具而候神人。一概终无所验，武帝始“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遣方士求神仙，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才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中间经过四十五年之久，此时汉武帝已六十八岁。他曾对群臣自叹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资治通鉴》卷廿二《汉纪十四》）

《汉书．艺文志》对“神仙”及专务神仙术的方士，作了一段评论：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总之，方仙道所信奉的神仙说，也就是以后道教的最基本的信仰与特征，方士们所行之术，如人主微行方、祠灶、谷道、却老方、求仙术、候神、望气、导引、祠泰一、夜祀下神方、斗旗方、按摩方、芝菌方、重道延命方、烧炼等等，也都是后来道教所信行的方术。道教源出神仙家，方仙道为道教前身，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方仙道诞欺怪迂，方术不验，受到社会明智之士的攻击，信仰和专务神仙说与方术的人，便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蹊径。这就使神仙家有所分化，同源而异流，一派是仿效驺衍的方仙道，另一派是继起的，依附于黄老之学的黄老道。

三、两汉之黄老道
西汉初期，文帝景帝两代（公元前179—前141年）皆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史记．儒林列传》中说：

……乃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

《史记．外戚世家》中说：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学，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据太史公司马谈谓，黄老之学系出河上丈人。《史记．乐毅列传》中说：

……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西汉初，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并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陈平、窦太后等多喜黄老，因而黄老之学，蔚然而兴。不过那时的所谓黄老之术，乃是专就国家政治而言。神仙家与黄老学说在性质上本不相同，黄老学说尚未与神仙家发生关系，这是在概念上必须弄清的。

汉武帝刘彻继位后，他是既崇尚儒术，又崇信神仙。这时儒家出现宗教化趋向，谶纬学说也随之兴起。神仙家在当时情况下，欲摆脱方仙道的声名狼藉，更需要打起新的旗帜，建立新的神学体系。受儒家尊崇尧舜、神化孔子的启示，神仙家便效法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方式，攀附当时在社会有影响的黄老之学，况且黄老学说也确有可供神仙家附会和利用的神秘主义成分。神仙家尊崇黄老，更觉黄帝、老子地位、声望高于尧舜、孔子，既可利用历史上庄严的神圣人物来自尊其教，又可附会其学说以自文其教。神仙家开始是推崇黄帝，继之才抬高老子，汉武帝以后逐渐形成为具有宗教色彩的黄老道。总之，是将依托的黄帝、老子宗教化，借以行世和发展。

汉武帝即位二十八年，汾阳巫人于土中得宝鼎献于帝，方士们遂捏造妄语，谓黄帝当年亦得宝鼎，广事封禅，常与神会。又言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又言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最后骑龙上天。《资治通鉴．汉纪十二》中说：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悦，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俱登天。″」于是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如脱屣耳！」

《史记．孝武本纪》记载：

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

从此以后，宣扬神仙之说，皆托名于黄帝，而老子乃属道家。淮南王刘安（汉武帝之叔）虽喜神仙，但他所著《淮南子》亦未将道家与神仙家混为一谈。《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

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中篇》、《枕中鸿宝苑秘书》都言神仙方术，是专论神仙方术的最早著作，但这仍不能说是宗教经典，因为没有神授立教的说法，也没有后来道教的那一套符籙谶仪；且老子其人虽已被神秘化，但还不是天神。《汉书．艺文志》列举各家书目，在道家类既列有《黄帝》，也列有《老子》，在神仙家类则只有《黄帝》而无《老子》。这说明神仙家只是一种学术流派，或者说是术多「诞欺怪迂」的一种学派。到东汉，这种托始于黄帝的神仙流派，又有所演变，其特点就是神化老子。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

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

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给楚王英诏书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此时的所谓黄老，与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在性质上便大不相同，后者已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了。到东汉桓帝时代（公元147-167年），老子已被进一步神化，被捧上神座而享祭祀。《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两次派人「之苦县祠老子」。次年又「祠老子于濯龙宫」。《后汉书．祭祀志》中说：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

《后汉书．王涣传》谓桓帝信仰黄老道，「悉毁诸房祠」，黄老道的名称始见于此。黄老之学也在此时正式发展成为黄老道。《隶释》卷三有延熹八年的《边韶老子铭》，其中谓，当时信道者附会了老子「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和「浴神不死，是谓玄牝」的话，说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以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谶，降升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傍；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变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将老子神化。后汉王阜《老子圣母碑》说：

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

将老子说成了「道」的化身。又《后汉书．襄楷传》上桓帝书中说：「或言老子入夷而化胡。」这都说明，老子已是天神，与佛陀同受崇拜。从此没落的方仙道，经过两汉的逐渐改头换面，以黄老道的名号而复更兴，至东汉而广为流传。《后汉书．皇甫嵩传》：「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

黄老道所尊崇的黄帝、老子，也是后来道教所信仰的至尊之神。我认为黄老道是神仙家攀附黄老之学，制造其宗教理论体系的酝酿阶段。方仙道以游售方术为主，而黄老道则不仅讲术，而且也宣扬修道养寿了。

结语
殷商之鬼神崇拜、战国末兴起的方仙道，两汉末之黄老道，乃是道教信仰的渊源。万变不离其宗，不管道教的形成及其发展发生何种表现形态上的变化，都无不是源本于上述三者演变而来。鬼道、方仙道、黄老道乃是道教的母体。

　　东汉末年，在蜀中鹤鸣山（今四川省大邑县境内），张陵（又称张道陵）倡导五斗米道（因信徒入教必须交五斗米故名之）。后一，倡导导道教的张陵，被称为张天师，被尊为道教的创始者。

　　道教之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独立的宗教，是在东汉时期。东汉顺帝年间（公元126-144年），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学道于鹤鸣山，依据《太平经》作道书24篇，自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并依据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创立了道派。因入道需交纳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此派教徒尊张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

　　东汉时期道教还有另外一个教派叫“太平道”。此派由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创立于汉灵帝熹平年间（公元172年-178年）。

　　经录派

　　以信奉某一符录为特征的道派统称为经录派道教。晋代出现的三皇派（传三皇经）、灵宝派（传灵宝组经典）、上清派，皆为经录派道教。南朝陆修静总括三洞经典，将三种道派统称为经录派。唐代经录派道教盛兴一时，各派别之间并无逾越的界限，但有严格的道阶品位制度，按传授经戒法录品位的高低来区分道阶品次和道位职称。如受正一盟威法录等正一派经典者称正一盟威弟子，可以为人上章斋醮。在每一道派中，又有不同的道阶，正一派中即有弟子、真人、法师等不同道阶。自正一派再受洞神录及其经典，称太上洞神法师。修洞真经录有功再迁受高玄法录，受《道德经》、《老子西升经》等高玄派经典，便可升为太上紫虚高玄弟子、高玄法师。自高玄部再迁受升玄法录，称灵宝升玄内教弟子。由升玄部再迁升太上灵宝洞玄弟子、无上洞玄法师。再逐次迁升洞真法师、三洞法师、大洞法师，达到最高一级道职。经录派经典和法录以正一派为低，上清派为高。唐代以后，金丹派兴起，龙虎山正一派天师道统领三山经录派道教（阁皂山灵宝派、茅山上清派、龙虎山正一派）。经录派道教遂成为和金丹派道教分立的大宗派。

道教和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它的产生，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孕育的结果。但从孕育到最后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逐步衍化的酝酿过程。早在战国之末，已有鼓吹长生成仙的所谓方仙道的渐次兴起。西汉末年，由于谶纬神学的盛行，黄老学向宗教化的方向发展，随即又有黄老学与方仙道相结合的所谓黄老道的出现。这些可视为道教的胚胎。不过它仍属于类似宗教的信仰，尚未正式形成为宗教组织，行其术者一般谓之方士，还未称为道士。到了前后汉交替的时候，开始出现方士又称道士的情况。《汉书·王莽传》说：“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孛星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这个鼓吹王涉造王莽反的西门君惠，在桓谭的《新论·辨惑》中仍称方士。又据《后汉书·祭遵传》记载，鼓动涿郡张丰造汉光武反的，也是道士：“初，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反。”《后汉书·许曼传》载：“许曼……祖父峻，……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后汉书·第五伦传》称：第五伦“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姓名，自号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这个第五伦看来并不是教徒方士，但因其隐姓埋名于民间，热心为民众公共卫生事业服务，经常为他们扫除垃圾，受到人们的尊敬，人们便以为他是道士，遂以道士称之。说明道士之名在当时已为民间所熟知，而且视为一种尊称。当时民间不仅有个别道士的活动，而且开始近于有组织的活动。如《后汉书·马援传》说：“初，卷人维汜，訞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
姓。十七年（指汉光武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同书《臧宫传》云：“十九年（43），妖巫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称将军。”同书《桓帝纪》又称：建和二年（148）“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从这些起义的组织者相信“神化不死”以及自称“南岳大师”、“黄帝子”、“真人”和封建史学家称之为“妖巫”等事实来看，表明当时民间已有类似于道教的组织存在了。
由于上述各种条件已经具备，因而在经过了从方仙道到黄老道的长期酝酿之后，到东汉中后期，早期道教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便相继正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