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中的人道温情与启蒙立场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堕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骆驼祥子》问世后，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产生较大影响。
祥子来自乡间，日益凋蔽衰败的农村使他无法生存下去，他来到城市，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创立新的生活。他试过各种工作，最后选中拉洋车。这一职业选择表明祥子尽管离开了土地，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农民的。他习惯于个体劳动，同时又渴望有一辆像土地那样靠得住的车。买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城市似乎给了祥子实现志愿的机遇，经过三年奋斗，他买上了车，但不到半年，竟被军阀抢去；但祥子仍然不肯放弃拥有自己的一辆车的梦想，尽管他对自己的追求不无怀疑，几度动摇，但仍然不断振作起来，再度奋斗。应该说，祥子以坚韧的性格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搏斗，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内容。而搏斗的结局，是以祥子的失败告终的，他终于未能做成拥有自己一辆车的梦。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描写了严酷的生活环境对祥子的物质剥夺，而且还刻画了祥子在生活理想被毁坏后的精神堕落。“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青年，就这样被毁坏成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的代表作。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笔名“舍予”、“老舍”，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鸿来、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在北京底层市民的生活环境中长大。他在国外时，阅读了大量西欧文学名著，开始了小说创作．初期的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幽默中含有讽刺，颇近似于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笔致，但夸张有时略嫌失度，几乎跌入油滑。然而，对于老舍来说，初期的创作是不可缺少的练笔，到了三十年代，他的创作渐趋成熟，于1930年创作了短篇小说《赶集》、《樱海集》等。终于在1936年推出了自己的典型代表作《骆驼祥子》。
老舍 老舍的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写了在底层生活者的悲惨生活，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达到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贫血集》、《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杂文集《福星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它笔名还有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老舍是一代“语言大师”，有超强的语言写作能力，尤其善用北京话，使作品据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形成一种通俗有诙谐幽默的独特风格。
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1925年， 老舍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问世，作品取材于老舍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的经历。小说揭露了北洋政府统治下，教育界的黑暗和混乱，在艺术上表现出幽默的艺术风格。
1934年夏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夏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写作。1949年底返回北京。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1966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骆驼祥子》中，“老实，规矩，要强”的祥子经受一系列致命的打击之后，变成一具懒惰、挑刺、甚至不惜出卖人命以换取金钱的行尸走肉。这一精神堕落的原因，主要来自乱兵、孙侦探、虎妞父女所代表的社会黑暗势力对祥子生命意志的摧毁;祥子堕落的过程，又是一个命运和精神两方面都向车夫群体认同的过程。这样，祥子的生命悲剧也就具有了更为普泛的典型意义。对这一悲剧充满激情的叙说，透出的是老舍温厚的人道情怀和深刻的启蒙思想。二者相互交融，构成一个具有对话性的复杂世界。而把握住老舍对祥子个人主义思想的看法、对车夫群体关系的认识，也许是进一步解读《骆驼祥子》、深入考察老舍这一思想特质的关键。
祥子的堕落是一个精神渐变的过程，他是一步步由“人”变成“牲口”的。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质变的点，也就是祥子作为“人”与作为“牲口’的分界点，则是小福子的死给他的打击。此前，车
被兵抢去，祥子还是一角钱一角钱地省，想再买回车;钱被孙侦探敲去，祥子虽然无可奈何地娶了虎妞，但也没有放弃“拉车，买上自己的车”的愿望;及至虎妞死去，车再一次失去，祥子有过“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的混”的时候，但毕竟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要去找回小福子，找回幸福;但小福子死了以后，“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从一个坚持个人奋斗的个人主义者，“变成了走兽”，不对别人负责任，也不对自己负责。既已放弃自己的生命意志，只凭本能浑浑噩噩地混着，那么他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信念，实际上也已经不复存在。这点在和阮明比较中尤为明显。“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候就这么作了一一出卖了阮明。”阮明才是一个具有明确个人目标的个人主义者，而祥子成天“留神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只是活在感性欲望中，精神一片混沌，缺乏理性，也就无所谓主义，虽然他在得过且过之中产生的盲目破坏力也可能给别人造成严重的毁坏。
老舍对祥子的个人主义进行正面批判的时候，却正是祥子已经没有理性信仰、谈不上有什么主义的时候，虽然在祥子彻底堕落之前，老舍对其个人主义已经有清醒的洞察。但彼时，老舍一面交代祥子的自私，一面又总是取谅解的态度说明祥子的万不得已。
在堕落之前，祥子的自私，与小福子的牺牲精神，与小马儿祖父年轻时的热心肠相对照，就已十分明显。虽然，祥子也仍然有对别人深切同情的另一面。比如，当小马儿祖父饿得发晕时，“他向来没有轻易撒手过一个钱，现在他觉得痛快，为这一老一少买了十个包子。”但是，小福子“为教弟弟
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而祥子深爱小福子，却因为她肩负着养家的责任而离开她;即使在最美好的爱情憧‘憬中，祥子仍然想“她可以不管二强子，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她必须来帮助祥子。’，小马儿祖父年轻时，“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跳河的，上吊的”都救过;而祥子为了买上自己的车，不惜与老弱病残者抢生意，以致于“背后跟着一片骂声”。对此，老舍进行细致的描写之后，又总是找出客观原因为祥子辩解。针对祥子爱情关系中的私心，老舍议论说“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这两句话，既有深刻的社会批判与人性洞悉内涵，也有着对穷苦人的深切同情，但以贫穷为由却太过轻松地原谅了祥子的人格缺陷。对于抢生意这一点他则宽肴地让祥子自辩说“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奋斗成了祥子免受质问的挡箭牌。
如此宽容，并非老舍在价值观上对人性中的自私有何认同，而是因为祥子在彻底堕落之前，其个人主义思想虽然也包含着自私的成份，但它的最主要内核却是个人奋斗，与之相关的是烙守职业道德、讲信用、勤劳、节俭等美好品质。正是出于对这些美好品格的珍爱，老舍才爱屋及乌地舍不得立即去责备祥子的自私之处。
祥子的个人奋斗固然带着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但他对劳动的热爱，对生活的严格自律，却焕发出生命蓬勃向上的动人光辉。车被兵抢之前，“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这里，祥子把职业信用看得高于自己的安危。夜晚路黑，祥子拉曹先生摔倒，自己也负了伤，他心中引起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并且决定以辞工、让工钱来补偿这一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过失。对自我责任的主动承受，使得祥子的个人奋斗与不择手段、极度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区别开来，而带着劳动者的纯朴、忠厚。为了买上车，祥子起早摸黑地拉车，舍不得花钱买药、喝糖茶，“没有一般洋车夫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也体现出人为了理想而严
格自我约束的意志美。积极向上的个人奋斗精神是祥子个人主义精神品格的核心。
正是因为喜爱祥子的自强不息、喜爱祥子的老实厚道，老舍不忍心责备祥子的不是之处。他对祥
子彻底堕落前的叙述较多地采用内视点，显得心贴心，能揣摩到祥子的每一寸心事。作家老舍给予笔下人物祥子的是慈父般的温情。他只能等待祥子已经象不肖之子一样无可救药时，才忍心象极度失望的父亲一样，来历数祥子早已存在而此时倒不甚分明的缺点。这种慈父般的不忍之情，其实质乃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现代人道主义精神。也正是出于这种极富爱心的人道温情，老舍反过来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谅解人性中的自私、利己，因而，在小说的末尾，老舍在祥子彻底堕落之后，还是掉过头来重新审视祥子过去的缺陷，痛切地称此时已经没有信仰、追求的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并对待祥子也象对待一个已不再回头的浪子一样失去了耐心，他不再细细地去揣摩祥子内心世界的“存在的合理性”，而更多地采用外视点较为粗略地叙述他的种种劣迹。
祥子的毁灭是奋发向上的生命意志的摧毁。老舍通过这一精神悲剧的描述，愤怒控拆了不给穷苦人以生路的黑暗社会。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外在的社会打击之外，祥子的精神堕落是否
还有其内在的个性原因。
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很明显，祥子并不是因为追求个人利益才引来社会恶
势力的迫害，也不是因为损害了他人利益才遭受厄运。车被拉、钱被抢、人被诱惑、虎妞难产、小福子被逼死都与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假如在小福子说“我没法子”的时候，祥子肯娶她的话，她可能不至于死得那么早，但是逼迫小福子走上绝路的仍然是没有给穷人出路的社会。假如祥子肯伸出救援之手的话，也不过让悲剧换一个形式、换一个时间而已。“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的小马儿祖父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也同样没有前途。各种各样的洋车夫过的都是悲惨的生活，就从侧面补充说明了祥子的命运是不公平社会中穷苦人无法逃脱的共同命运，与祥子的生活态度无关。因而个人主义在祥子的悲剧之中没起什么作用。制造罪恶的是社会压迫、阶级剥削，而不是人物自身的个性缺陷。
作为叙述者的作家已经在故事的编织中，解除了祥子的堕落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在小说末尾，祥子完全堕落之后，老舍还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这里又把祥子的毁灭与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栓在因果链上了，宣泄的还是作家对祥子的自私难以真正原谅、而又不忍责备的耿耿于怀之心，表现的是作家的人道温情与道德原则之间的矛盾。
老舍的慈爱、温厚之情，不仅体现在对待祥子的个人主义态度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待祥子生命意志缺陷的态度上。尽管罪恶来自社会，但是祥子在遭受打击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生命意志不够坚强的心理缺点。祥子骆驼一般的顽强生命，仅仅表现在肉体的吃苦上，表现在正面的人生努力上，而不
表现在对灾难的承受力和反抗力上。憨厚沉默的祥子实际上也生着一颗善感脆弱的心。他显然不是挣扎到完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放弃人生追求的，而是从生活经验中预计到未来也是黑暗就停止奋斗的。当外在的力量压迫生命的时候，祥子总是既没有去分析压迫的根源，引出抗争的愿望;也没有去内省自己的个性，增强反抗的力量。每一次的打击，都只是更深地引起祥子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否定。他总是自问要强又怎么样呢，烟、酒、色都对他更增添一份诱惑力。在虎妞和夏太太的伤害中，固然是她
们设好圈套让祥子钻，但同时也是由于祥子缺少足够的意志力战胜自己的本能冲动。祥子自己对此没有进行丝毫反省，而只是简单地认为“说真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她布置好的，单等他来上套儿。毛病似乎是他太老实，老实就必定吃亏，没有情理可讲!”在与车夫们的关系上，祥子不善于与他人交流，但一旦自己受到挫折，却容易暗中琢磨，按自己的思路从别人的生活中引起奋斗没有价值的悲思。小马儿祖父说“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这里包含着对过往悲惨生活的沉痛诉说，也包含着对群体共同抗争的深切呼唤。但祥子显然忽略了后面一层意思，只是再一次自问“要强有什么用呢?……何不得乐且乐呢?”祥子这一生命意志方面的缺陷，使得祥子形象的典型意义，在客观上已经超越了城市贫民、下层劳动者的范围，而指向对普遍人性的思考。
出于对祥子积极向上奋斗精神的认同，出于对下层劳动者的深切同情，老舍在进行犀利的社会批判的同时，对祥子生命意志方面的缺点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因而对祥子的“要强有什么用”的沉
痛叹息理解有余，批判不够，只注重去抚摸其中生命无奈的伤痛，而不忍去发掘其中的人格缺陷。他只对祥子堕落的结果表示深载同情的痛恨，只对子堕落的社会原因表示满腔的愤怒，而不忍对祥子堕落过程的心理进行严酷的拷问。他深深地“哀其不幸”，而轻轻地“怒其不争”。同是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者，老舍溢于言表的人道温情使得他与鲁迅这样冷峻的人性批判者区别开来。此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拳拳爱心，也表现出理性批判力量对慈爱之心的退却，以及退却之后不甘愿的曲折宣泄。这决定了《骆驼祥子》从根本上讲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而它的国民性批判内涵只能退而成为一个隐性主题。
但是作为一名具有深刻思想穿透力的小说家，老舍在可贵的现代人道主义立场之外，从来就不甘愿放弃思想启蒙的责任。这不仅体现在他对祥子的个人主义态度宽肴之后实际还是耿耿于怀上，更体
现在他对群体与个人辩证关系的思考上。对群体与个人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得老舍在思想深度上远远高于一般的人道主义者，高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
《骆驼祥子》中车夫群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生活悲惨的群体形象衬托在祥子四周，把祥子没有出
路的命运，由点引向面，有力地完成了小说社会控拆的主旨。其次，车夫作为祥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展示出了祥子性格中自私与富有同情心的两面。更为重要的是，对车夫群体意识的认同与否，还蕴含着两个重要的话题，一是对群体力量的向往，二是对庸众精神麻木现象的揭露、鞭挞。
老舍此时未曾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论者，不可能直接去呼唤阶级斗争。但凭着对穷苦人的一片爱心，凭着对生活的直观理解，他还是朴素地感觉到了个人奋斗没有出路，而朦胧地向往着群体的共同抗争。祥子独自面对人生困境时对群体力量的肯定，小马儿祖父对生活的惨痛总结，都蕴
含着老舍对穷苦人是否应该联合起来这一问题的思考。祥子被虎妞挟持的时候，不禁想到“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他甚至还想“假若他平日交下几个，他想，象他自己一样的大汉，再多有个虎妞，他也不怕;他们会给他出主意，会替他拔创力气。’，虽然想过之后，祥子并没有改变生活方式去进行群体抗争;社会的黑暗力量是那么强大，仅有几个会出主意的朋友，并不可能真正改变祥子的悲剧命运。此时老舍还未曾意识到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来武装群众，但祥子这一领悟却也包含了老舍对群体团结力量的认同。小马儿祖父以蚂蚌“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作比喻从反面说明个人奋斗之不可行，却也包蕴着可贵的阶级意识的最初萌芽。对群体力量的向往，是从受苦人自身中寻找力量，使得老舍超越了居高临下的贵族式的人道主义，也说明老舍此时对革命虽然缺乏正确的了解，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左翼革命家关于阶级意识问题的正确观点。
群体的联合可能产生强大的自我解放力量，群体之间的认同也可能加强人拒绝进行精神超越的惰性。当祥子放弃人生努力、任自己往下堕落的时候，正是车夫群体间的认同意识填补了祥子的心灵空白，使祥子在动物一般混沌的生存状态中过得心安理得。对这一精神现象的揭示，使得老舍远远高于一般从阶级斗争概念出发，就立即陶醉于群体意识提升个人意识的海市唇楼中的理想家。深刻的启蒙思想使得老舍对庸众中的人性丑恶有高度的警惕。矗立于对穷苦人真挚热爱基础上的人道温情，
并没有遮住老舍穿透历史迷雾、把握人性真面目的深邃目光。
祥子堕落的过程是一个命运和精神都向车夫群体复归的过程。最初，他落落寡合，除个人私心外，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好强，不甘堕落，还想奋斗，不愿意认同一般洋车夫浑浑噩噩混日子的生命衰颓。这里，个人与群体不相融合中，体现的主要是积极向上的人格美，是人性中的神性光辉对生物本能的超越。而当祥子认同车夫的群体意识时，却正是他精神走下坡路的时候。当他的个人奋斗遭到挫折时，他想，“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一一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没法不承
认别人作得对。”这些事虽然有红白喜事中的人情往来，其中有真哭或真笑，但更多的是请烟、请酒菜、赌博这些共同泯灭灵性、麻醉精神的无聊事。祥子认可车夫间的人情意识、生活态度，并非是想借他人的长处来提升自己，而是出于对自己丧失信心之后的精神无助;在向群体看齐中，他不仅没有克服原有的个人私心，走向更高道德境界的集体主义，而是迅速下坠到丧失人生追求的精神麻木状态。“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这么着，他自己觉得倒比以前舒服，别人也看他顺眼;老鸦是一边黑的，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儿的。”群体，哪怕纯粹是下层劳动者组成的群体，也成为人性堕落的染缸。
对下层劳动人民群体中精神麻木现象的批判，对个人向群体靠拢过程中逐步堕落现象的揭示，使得老舍在认同群体团结力量的同时，对群众的庸俗、混沌有着充分的警觉。这是启蒙思想家的警醒与鲁迅在《阿Q正传》、《药》等经典作品中对庸众劣根性的批判一脉相传，是老舍对“五四’，优秀作家所开创的新文学启蒙传统的继承。它对普遍夸大群体道德力量的革命文学进行了极为难能可贵的补充，使得现代文学对个人与群体关系、对群体正负作用的思考更趋于辩证。
温厚的人道情怀和深刻的启蒙思想，构成老舍精神世界中极富魅力的两个层面。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同造成了《骆驼祥子》丰富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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