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根深蒂固的矛盾：
游牧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有一定的两面性
我就拿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举例：
蒙古当时还处在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这是一个处于野蛮时期的中高级阶段，落后的社会制度一方面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又使得整个部落成了一个军事化的组织，没有中原王朝繁琐的等级和规章制度，非常利于军事通讯和军事单位的组建。
蒙古人的生产方式，蒙古男子从小就要学习骑射，并且过惯了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靠天吃饭，还时刻为了部落的财产和猛兽以及其他部落发生冲突的日子，能够很快完成从牧民到士兵的角色转换，可以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战士各个都是久经沙场且精于骑射的职业骑兵，而同时代中原王朝的士兵多是从农民和市民中募来的，虽然经过过一定的训练，但是军事素质和心理完全没有办法和游牧民族相比。
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农耕民族主动出击，往往在人口密度极低的荒原上很难找到游牧民族的主力，农耕民族则世世代代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因此农耕民族注定了将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
游牧民族袭击中原王朝，是为了生存，如果袭击失败等待他们乃至整个部落的将是非常悲惨的命运，而农耕民族生活比游牧民族稳定很多，物质也更加丰富，农耕民族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而战，如果打败了，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这注定了农耕民族士气上又要落后一截。
后勤补给上，中原王朝的军队，一旦被切断后勤补给，那就面临很危险的境地，而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往往通过携带大量的羊来解决士兵口粮，另外还依靠掠夺战利品来以战养战。
当时是一个野蛮征服文明的时代，先进科技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并且依靠绝对武器的优势征服野蛮民族那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后的事情。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这些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帝国最后都是被落后于他们的民族征服。
另外蒙古人能够入主中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吸收了中原优秀的工匠，出色的骑兵加上中原工匠造出的精良兵器，这样的军队想打败都难。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史书中记载，曾活动于我国土地上的民族有150个左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民族融合，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众多的早期民族，这些早期民族其民族特征不稳定，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到秦汉统一中国后，各民族的特征逐渐稳固下来，其中以华夏族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汉民族尤为迅速，居住区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特征的诸多要素更加稳固鲜明，从此，汉民族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居于中央，其他各民族无论人口数量还是活动范围均小于汉民族，因而称为少数民族，分居四边。各民族共同劳动、开拓、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共同缔造着中国的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民族之间有时和睦相处，有时兵戎相见，其中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部战争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逐鹿中原的斗争史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迫使匈奴北退700余里，不敢南下牧马，随后又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加以修缮，连贯为一，派兵屯住。此后，汉、北魏、北齐、北周、隋各代都曾在北方与游牧民族接境地带筑过长城，明朝洪武至万历的200余年里，先后修筑长城18次，以保护北方农业区和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坚固的万里长城未能阻止住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他们不断突破长城防线，与汉民族的冲突几未中断，并有不少北方游牧民族建立了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政权。故而历史上曾有“四裔为中原患者，莫如北族”之语。
促使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且与汉民族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历史因素，也有自然因素。其中自然地理环境对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环境与民族的形成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既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两者始终保持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无决定性作用，但当人类社会活动与之发生联系时，自然环境的优劣就会加速或减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当然，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人类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摆脱了不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民族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民族是民族战争的物质基础，没有民族，也就无所谓民族战争。而民族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民族，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首先是一个“人们的共同体”，并且只有当这个共同体具备了“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这四个共同特征后才能成为民族。在这里，地理条件是民族共同特征形成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它就无从形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
在人类出现之初，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只能制造简单的工具，依靠狩猎采集而生存，这时，自然环境一方面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只有在那些气候温暖、有充足水源和生物资源的地区，人类才可能得到繁衍生息。另一方面，决定了人类必须进行群体活动，共同劳动、共同协作、共同消费，“以群的联合力量来弥补自卫能力的不足。”这些为了适应自然而组成的群体，由于彼此协作、共同狩猎采集、共同防御的生活，需要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因而促使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共同的语言促进了思想的交流、经验和其他信息的传递，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自然环境不仅是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影响着民族的发展。最初形成的民族，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民族特征的诸要素还不稳定，人口较少，活动范围也较小并且经常变动。在秦汉统一之前，中国土地上曾出现大量的早期民族，仅活动于今山东南部的就有风夷、长夷、乌夷等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早期民族人口不断增加，活动范围扩大，在地形比较平坦、自然环境相似的地区，早期民族不断融合，民族诸要素趋于稳定，形成比较稳定的新民族。而一些大的山脉、河流、荒漠是古代人类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民族的自然分界线。中国辽阔的疆域诞生了众多的早期民族，复杂的自然环境、多山的地形，限制了民族的融合，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同时也造成了民族间的长期对峙。
二、自然环境与民族特征
每个民族都以其鲜明的民族特征与其他民族相分别，而自然环境的差异是民族特征差异的基础。
自然环境首先影响了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生产活动必须的各种物质基础，它决定了各种生产活动的内容—任何生产活动都是人类有目的将自然物质加工利用的过程—自然环境以其自然要素的不同组合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平原宜农、山地宜林、草地宜牧。
中国背靠亚欧大陆，面临太平洋的地理位置加上巨大的经纬度差异使中国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非常显著，在中国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后，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农业—种植业和游牧业。
汉民族主要分布于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平原地区，这片广大的区域属于中国东部季风区，季风影响显著，降水较丰富，雨热同期，新构造运动上升幅度不大，海拔超过2000米的山岭不多，有广阔的冲积平原，这一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种植业的生产。尤其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在西周时期，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1月最低温为3℃～5℃，属亚热带气候，地势低平、湖泊众多，河网密布，土壤肥沃，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自然条件，掌握了种植技术，发展了农耕业，并将其不断向南扩展，越过南岭直达南海。农耕业的扩展过程，也正是汉民族的扩散过程。随着农耕区的扩大，汉民族的活动范围也从黄河流域扩大到整个季风区。农耕业的发展虽然依赖于自然环境，但收获的粮食可以长时间保存，这大大提高了汉族人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耕业的稳定性促进了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从而为汉民族创造灿烂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
北方游牧民族所在的地区是广阔的温带草原，地形起伏平缓，气候的大陆性强，冬季受强大的蒙古高压控制，异常寒冷，夏季风又难以到达，终年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条件较差。到处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豪放性。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的过程中，又养成了不畏艰难、英勇好斗的精神品格，自诩为“天之骄子”。另外，寒冷干旱的自然环境“弋猎禽兽、随水草放牧，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的经济生活，使北方游牧民族人民比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汉族人民体格更为强健，且长于骑射，他们“儿能骑羊，引纪射鸟鼠，少长则射兔。”因此，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在经济文化水平上落后于汉族，但战斗力却远远强于汉族。
民族性格与体格的差异，产生了民族不同的处世之道:汉族尚文，游牧民族尚武。汉族推崇“君子爱人以德”，以“德”来治理天下。而北方游牧民族则推崇武力，“家给人足，戎备整完，虎视四方，强朝弱附”。
三、气候变迁与中原逐鹿
在组成自然环境的诸要素中，气候是个经常变动的因子，气候的变化决定了农业生产的丰歉，而农业是农业社会的经济命脉，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从中国历史上看，气候的变迁，往往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逐鹿中原最直接的原因。
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
与这种温暖期与寒冷期交替出现相对应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小规模的犯边和大规模的南下逐鹿中原的交替。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区域性或全国性政权多出现在寒冷期。在温暖期，气温较高，降水丰沛，有利于农业生产，整个社会经济比较繁荣，政治稳定，北方游牧民族既没有大规模南下的必要，又没有大规模南下的可能。而在气候寒冷期，气温要比温暖期低1℃～2℃，降水明显减少，温带草原要向南移动200千米左右，北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必然随草原的南移而大规模南下。干冷的气候也使汉族的种植业遭到破坏，常常是赤野千里，颗粒无收，加上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汉族内部战乱烽起，大大降低了抗御游牧民族南下的能力，使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成为现实。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性，产生了众多的民族，使民族战争有了物质基础，长城南北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差异在生产力未进入到更高级阶段以前，是无法消除的，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自然环境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逐鹿中原的作用不可忽视。
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优劣比较（1）
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一直都是汉族作为主体，长时间占有优势地位。
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可就不同了，从犬戎，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一直到最后的满族。来来回回换了不知多少拨了，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闹得不亦乐乎。以上的游牧民族或长或短都有其荣光的时候，其中最强悍的是蒙古，最持久的是满族。即使此2族风光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500多年，这与与汉族3000年历史（太久远比较模糊不算，就从周开始吧）中强悍了好几回，每回都有300多年相比，实在拿不出手的。
因此，以上的游牧民族单个提出来，实在没法和农耕文明的汉族比。
那么就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而言，那个更具优势，更强悍，更具活力呢？我们还是从中国及其周边的这片大陆3000年的人类历史来看吧。
我们可以粗略做一下统计，计算一下汉族的农耕文明强横的时间，北方各游牧民族强横的时间总和，以此得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
汉文明强悍的时间为：
东西周800年（中间被犬戎匈奴闹腾的时间去掉几十年）；秦朝15年（本想忽略，但毕竟是一个朝代还是记上）；两汉400年，三国西晋100年（这期间虽然乱点，对游牧民族还是想揍谁就揍谁的，比如曹操干乌桓）；隋唐大一统320年；宋朝不计（北宋朝客观来讲是与契丹平手，算不得强悍，南宋老被人欺负）；大明250年（期间有郁闷的时候，去掉20年吧）。
游牧文明强悍的时间为：
先秦偶尔闹腾几下合计50年（犬戎亡西周，匈奴扰燕赵等）；东晋与五胡十六国加南北朝300年；唐末五代十国70年（李克用父子就是沙陀人，石敬塘甘做儿皇帝，比较丢脸，算他们强吧）；宋朝的南宋及其窝囊152年；蒙元100年；满清270年。
双方平手的时候是在汉初几十年（高祖被围），唐末20年，北宋170年。
以上统计，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911年满清终结的3000年时间里，汉文明NB的时间为1800多年，游牧民族比较横行有950年（各色人等加一块），双方平手有200年。
孰优孰劣一看便知。而且自我朝1949年北京建国之后，中华鼎盛甚于往昔任何时候。在火器与机械的时代，游牧民族的骑射之技没有任何军事用途，因此他们单凭骑射与勇悍就能横行华夏的时代永远不会再有了。我每每看到外蒙古国的穷破，潦倒与脆弱，我总是感叹：若是在冷兵器时代他们依然会凭借自己优异的骑射之技横行世界，可现在，他们只有寻找一个够硬够阔的主子，摇尾乞怜，仰人鼻息而且将永远仰人鼻息下去。
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优劣比较（2）
还是把目光放在3000年，稍微分析一下期间发生的重要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战争，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一般而言，如果中原与江南的汉文明处于一个大一统的状态，北方的游牧民族是没什么机会的。如果对此有异议，那就让我们看看3000年中游牧文明对汉文明的入侵，都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与原因：
（1）西周末年，犬戎闪进来一把，直接把西周毙掉，然后瞬间被打回去，之后还被齐桓公叫了一票人去猛揍一顿，杀的没影了。
（2）秦朝前后的匈奴似乎很牛，但先是被李牧猛揍一顿，接着被蒙恬追着打。后来中原朝代交替，比较乱，比较弱，匈奴打算来抢一把，却被陈平忽悠回去了（没办法，脑子太笨怨不得人啊）。之后的情况就比较明了，伟大的汉朝是记仇的，卫青霍去病陈汤等等一些列的猛男出场，把匈奴赶到欧洲去了，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明犯强汉，虽远必诛！”等十分提气的话，都是那时候来的。当然了所谓福祸相依，被赶去欧洲对匈奴倒是件很爽的事情，匈奴的小马在中国玩不转，在欧洲却是奔驰了好一会，到现在还闹个国家叫匈牙利。
（3）汉末时候天下大乱，各路军阀乱闹一通，闹得中原人民十不存一。好不容易被司马氏统一了，又出了个白痴皇帝，搞来了八王之乱，西晋历史是中国最令人扼腕的历史。经过这么折腾，汉文明元气大伤，北方各色游牧民族由此纷纷登场，在中原地区来来回回的杀了起来，闹了上百年的五胡十六国。在这期间，虽然除了冉闵这样绝地反击的英雄，挽救了北方汉人的灭绝命运，总体都是中原一带的汉人被你来我往的游牧民族蹂躏。
（4）唐末，又一次天下大乱，又一次群贼割据，闹得不可开交，北方契丹几次欲进，由于各种原因未得逞。但是还是闹出个儿皇帝石敬塘，卖了幽云十六州。
（5）整个宋朝是有点窝囊的，挺过了契丹，遇西夏，挺过了西夏遇女真，挺过了女真，终于遇到了蒙古，由此再也挺不下去，被灭了。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处于大一统，社会比较稳定的年代而被游牧民族亡国的，记住：是唯一的。
（6）汉文明的最后一次亡国是明末。那时的情况是灾祸降于天，闯贼流于内，女真逼于外，更重要的是明朝历经250多年，早已腐朽不堪。最后大明被闯贼闹翻，名传千古的吴三桂卖山海关给死活打不进去的女真人，便宜全被满洲得去。
满清的入关，其实完全机会主义，满清从努尔哈赤起家，闹腾了几十年，直到皇太极国力军力已经达到顶峰，顶峰的皇太极打了一辈子也没成功，这就说明如果长期这么下去，最多就是个北宋和契丹的翻版，入关灭明美梦仅仅是可以想想的，可偏偏运气好，碰到千古第一流贼李闯和第一汉奸吴三桂，这喜鹊拉屎掉到嘴里的运气，也只有满清有过。
对于李自成，我是比较鄙夷的，这不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瞧不上他流贼起义，而是在是愤其所为，怒其不争。他妈的要闹也要分时候，再退一步讲，你要闹得成功闹出个朱元璋第二也行，偏偏闹得苦闹得凶，闹到最后把汉天下闹完，你自己也完了，这图个什么。
明亡，汉亦亡，自此300年不见华夏衣冠矣。直到国父孙中山的出现，才重夺我华夏重器。
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优劣比较（3）
我们还可以从战略上来看，分析一下在中国（及其周边）这片大陆上的农耕与游牧文明。
从中原的农耕文明眼光来看，古代北方草原就是苦寒之地，遍地沙子石头，实在没半点令人向往的地方，而古代东北地区也没有开化，遍地森林野兽，冷起来能把人的鼻子冻掉，想想也没人愿意待。所谓风吹草低见牛羊，听起来很美很诗意，可是你想如果除了草地就是牛羊，别的什么没有，你是不会就崩溃了，收拾收拾赶紧离开这鸟地方吧。
与这些地方相比，中原与江南简直就是天堂，正所谓物产丰富，环境宜人，有谁愿意从中原的天堂到北方那冰天雪地呢。
由此的结果就是：在3千年的历史中，中原的农耕文明每每强盛，也就是把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杀一批，赶一批，别在旁边恶心我就成了，你那些破烂地方，白送我都嫌麻烦。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汉族对去北方草原这种除了石头就是沙子的苦寒之地不感兴趣，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早在周朝就被齐桓公赶到天边去了，什么蒙古满洲各种骑马射箭的，统统没有机会。
对于烟雨富庶的江南，就不一样了，秦始皇的时候就发现那边舒服，然后派兵猛打，占住了就不走。
不管游牧民族和农耕社会的经济交换是否顺畅，草原领袖对富庶的南方始终是虎视眈眈的。不管是朝贡还是和亲都不会长久，因为当一个统一而强大的草原政权形成后，它必须要依靠不停的掠夺战争来维持凝聚力。
他们要做的只是等待时机。
游牧民族在人口数量上远远不如农耕社会。有据可考的记载显示，历史上蒙古草原上人丁最兴旺的统一的游牧民族是西汉时的匈奴，也不过才两百多万。十七世纪努尔哈赤创立女真八旗制度时，满族人丁还不足四十万。
但人口数量的劣势从来没有成为游牧民族南下的心理障碍。因为他们知道，从军事上来说，他们独有的先天优势是绝对性的。
首先，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游牧的生活方式虽然颠簸不安，但在军事上却相当有利。他们以骑兵为主，可以用快速运动、分割包围的战术对付以步兵为主的南方军队，从而扭转人数上的劣势。而且依凭着可以自由驰骋的茫茫草原，游牧民族“利则战，不利则退”，几乎没有被端老窝的风险。因此，哪怕是在农耕王朝军事力量最强大的西汉时期，匈奴人也只是被卫青和霍去病、窦宪的大军驱赶到了遥远的漠北，暂时不敢靠近汉朝边境而已。
而定居的农耕社会则不同，固守的家园一旦放弃，等于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那种心理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而且即使收复之后，以农田为基础的农耕社会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生产状态。
显然，仅从战略定位看，农耕社会的被动防御，一开始就受制于草原民族的主动游击。
虽然在环境和组织上，游牧民族都比农耕王朝更有利，但战斗过程毕竟还是靠人来完成。可以说，在冷兵器时代，军队兵员的素质和士气，才是战争天平上最有份量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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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萨尔浒之后，满族都是依托城市，经济上以农业而不是畜牧业为主。满族对明的军事优势主要是建立在职业士兵对农民的基础上。最正宗的游牧战士--蒙古人那时已经无力对明产生什么威胁了。
纵观中国历史，塞外的少数民族曾经有3次成功入主中原：晋末，宋末和明末。除了宋末以外，另外两次都是在中原政权发生严重内乱的时候才得以成功。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中原政权能够控制住关中和燕云，掌握防御优势，只要自己不出现严重问题。塞外民族基本是不可能入主中原的，无论他们有多强的战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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