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役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归结起来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1.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2.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3.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4．以成年男子为依据的徭役、兵役和其他苛捐杂税。秦至清代赋役制度的具体内容如下：
1．秦汉时期：编户齐民制度
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负担有四项：田租、算赋和口赋、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但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农民仍有较大负担。编户齐民制度标志着封建社会完整的赋役制度正式形成。
2．隋唐时期：租庸调制。
隋朝主要实行租调制和以庸代役制，唐朝主要实行租庸调制。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纳绢代役（服徭役期间，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唐朝的庸不再有年龄限制。租庸调制的实行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劳动人民的服役负担相对减轻，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保障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巩固了府兵制，使国家富强起来。
3．唐中后期：两税法。
唐中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无法继续推行。780年唐政府改行宰相杨炎提出的“两税法”，按照财产和土地的多少征收户税和地税，户税按户以钱定税，地税按田征粮，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取消租庸调和其它杂税、杂役。两税法的实行统一了税制，扩大了征税范围，有力地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改变了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标志着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土地财产为主，是赋税制度的变革和进步。
4．北宋：募役法、方田均税法。
募役法是指向应该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户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官僚也要交纳役钱。方田均税法的主要内容为清查隐瞒土地，按土地多少好坏平均赋税。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的实质是纳钱代役和按亩征税。募役法减轻了农民负担，保证了生产时间；方田均税法增加了政府收入，但因触及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不久便被废除。
5．明后期：一条鞭法。
为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把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少收税。这种方式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简化了赋税名目和征收手续，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减轻，适应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由于大地主的反对，不久就停止实行，但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下来。
6．清前期：摊丁入亩。
清朝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银”合并为地丁银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收。为解决赋役混乱和负担不均，雍正帝时实行“摊丁入亩”，即把丁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一制度的实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它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逐步减少，刺激了人口的增长。有利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突出表现在征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逐步向以土地为主转变，征收时间由不定时逐步向定时转变，赋税由实物为主逐步向货币为主转变，征收税类也由烦琐向简单转变。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反映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具体的演变规律可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1．随着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人身控制的逐渐松弛，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向以田亩为主过渡，人头税在赋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少，以两税法为标志。
2．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由实物地租为主逐渐向货币地租发展，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3．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以两税法为标志。
4．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和兵役发展为可以代役，以“庸”为标志；
5．赋税种类由繁多逐渐减少，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6．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品征收重税。

从秦至清代赋役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演变规律出发，可以得到如下历史启示：
1．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剥削掠夺人民的工具，是运用国家政权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手段，封建财政管理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点，就是如何保证赋役来源和加强对赋税的掠夺。
2．封建赋役制度实质在于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之一是通过土地自由买卖以进行兼并。在田赋征收上，长期以来都是大户的税负远轻于小户的税负，甚至大户的税负转嫁于小户身上，这就助长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役政方面，特权阶级不仅自己不服徭役，并可荫庇众多投靠之户。总之，封建时代没有公平合理的赋役制度。
3．纵观历代，即使是再好的赋役制度改革，也总会受到很多阻力，且经常出现反复。取得的效果也不是完全正面的，各地官员经常为了自身利益不顾中央政令，擅自征收苛捐杂税，劳动人民仍是苦不堪言，并没有从改革中得到真正的实惠。
4．赋役制度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赋税征收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保证劳动者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如果统治者破坏了这个原则，进行超经济的掠夺，只能适得其反，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和自身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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