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篇军事著作的体会

　　《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及现代价值

　　《孙子兵法》号称“武经冠冕”，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其作者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被尊为兵学鼻祖。

　　孙子最理想的战略追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兵法》虽然是一部兵书，但是它的最高追求却不是战争，不是追求战争的胜利。它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那么，什么才是它最理想的战略追求呢？它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也”。

　　通观《孙子兵法》，我们看到，从很大程度上说，它主要讲了两个字(词)：一个是“全”，一个是“破”。“全”是不战而胜，“破”是交战而胜。“全胜”为上，“破胜”次之。

　　实现“全胜”的方法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实现“破胜”的方法是“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伐谋”就是“挫败敌人的战略企图”，也就是说，在敌人的战略企图还没有付诸实施之前就揭露它、破坏它，使之夭折，使之破产。这是一种最省力、最省事、最高明的斗争方法。

　　在孙子所处的那个春秋时代，这种“伐谋”的方法是确能实现的。说明这一策略最典型的例证无过于与孙子同时代的墨子救宋的故事。

　　楚国的公输般发明并制作了攻城用的云梯，准备用来作为楚军进攻宋国的利器。楚国强大，宋国弱小。墨子是“非攻”的倡导者，一贯反对非正义战争。当听说楚国要侵宋，急忙来到楚国，劝阻楚王和公输般侵宋，但楚王和公输般仗恃拥有新式攻城器具云梯，不为墨子的游说所动。墨子于是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以衣带作城池，以木片作攻守城邑武器，表演了一番楚攻宋守的“作战模拟”。结果“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御有余”（《墨子·公输》），迫使楚王放弃了侵宋的计划。

　　“伐交”就是通过外交斗争挫败敌人的战略企图，虽然也是不战而胜，但是较之于“伐谋”要欠缺一些，因为外交活动比较费力、费事。春秋战国时代，外交活动十分频繁，特别是战国的合纵连横极大地影响国家的安危。

　　孙子善战思想的核心，是以小的代价赢得大的胜利

　　孙子的胜负观，除了“全胜”之外，就是“破胜”。“全”是政治解决问题，“破”是战争解决问题。“全”是不流血的战争，“破”是流血的政治。孙子虽然以“全胜”为其最理想的战略追求，但是他的十三篇中，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是论述的“破胜”之法。用兵打仗，毕竟是《孙子兵法》的主体内容。

　　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是孙子对交战而胜的追求。孙子关于用兵打仗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追求一个“善”字。“全胜”是追求“善之善”，“破胜”是追求“战之善”，即他所一再强调的“善战”。

　　孙子的“善战”思想其实质仍然是“全胜”思想在作战过程中的延续。他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为什么善战者打了胜仗却没有智慧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战绩呢？

　　因为在孙子看来，真正的善战者他所打的胜仗，决不是那种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浴血苦战、拼死激战，而是“胜于易胜”———打的是好打易打之敌，“胜已败者”———打的是已经处于失败地位之敌。

　　军队要想打胜仗，取决于国君要英明，将帅要贤能，士兵要勇武，装备要精良，民众要拥护，保障要充足，联络要通畅，诸如此类，孙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精辟论述。这里，我只想就孙子战术思想的三大支柱略加阐述。

　　从作战指挥的角度看，《孙子兵法》也是一部深富创意的兵法，从中可以发现，孙子其人想象很特殊，思维很超常，善于化平常为神奇，以四两拨千斤。他在军事学上，首创了一系列概念范畴，其中“形势”、“虚实”、“奇正”三个范畴构成了孙子战术思想的三大支柱。

　　我们知道，“形势”是讲军事力量的积聚，“奇正”是讲军事力量的使用，“虚实”是讲军事力量选择的打击目标。这三者是相辅相成、彼此联系的。

　　一支军队由军队士气和兵力、兵器构成了一种军事力量，这就是“形势”；正确地指挥这支军队并灵活地使其变换战术，这就是“奇正”；根据敌情我情，巧妙地选择这支军队的最佳作战方向，这就是虚实。

　　其实，古往今来，中西方的战略指导者们，无论是中国的孙子，还是西方的克劳塞维茨都懂得谋略，懂得力量，差异只是表现在对力量的认识和使用上有所不同而已。

　　孙子以水来比喻“势”，“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这种水势是一种冲击力，而不是爆发力。爆发力就像火力，猛打猛冲，胜负立见。冲击力就像水力，连续攻击，使敌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还手的时间，没有变更战术的余地。

　　在力的使用上，孙子十分重视奇正，重视作战方式，主张“巧能成事”，用巧劲而不是使蛮力。孙子之所以论述“十围五攻”的不同战法就是讲究策略的选择，力争上策，准备中策，避免下策。掌握了事物运动规律的办法就是上策，庖丁解牛，迎刃而解，就是上策。庖丁用的是巧劲，费力少而收功多。打蛇要打七寸，不要对蛇全身乱打，这是孙子的思维。这种思维反映在军事力量的使用上，就要求事半功倍，四两拨千斤，很有些像太极拳的原理，尚柔、尚智、尚谋。

　　孙子讲“以正合、以奇胜”。从字面上看，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其实它还有一层意思，正合是用常法布局，用奇法胜敌。用常法排兵布阵，这是一般规律。然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没有这一条，打仗就成了机器人对垒。正因为有这一条，才有人的因素，人的因素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从作战角度看，“形势”、“奇正”、“虚实”这三者，最吃劲、最较劲的是“虚实”。因为“虚实”问题是要最终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敌人无备是虚，敌人不意也是虚。无备和不意都是指敌人的关节点而言。

　　孙膑指导的齐魏桂陵之战成功地体现了这些原则。

　　庞涓率魏军从都城大梁（今开封）北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按照通常的思维，救赵的齐军正好利用魏军顿兵坚城、兵疲意沮之机，与赵军联手内外夹击魏军于邯郸城下。但是孙膑否定了这种惯常思维，认为这种方法就像劝解斗殴，自己也参与殴打一样，是笨办法。他主张进攻防务空虚的大梁，迫使庞涓撤围邯郸，回兵自救，然后乘机伏击魏军于归途，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战役的过程完全如孙膑所料，赢得了胜利。

　　孙膑这一“围魏救赵”的打法就是活用孙子“攻其必救”的原则，孙膑形象地称之为“批吭捣虚”，“吭”是咽喉，“批吭”就是打击敌人的咽喉，打击敌人既是要害又很虚弱之处。对于孙膑指导的齐魏桂陵之战，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曾写下这样的批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兵，千古高手。”

　　“令文齐武”是孙子治军思想的主线

　　如果说“全”与“破”是贯穿孙子作战思想的一条主线，那么，“文”与“武”就是贯穿孙子治军思想的一条主线。“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孙子提出的又一个巨大的思维框架。文武两手包含恩威并用、信赏明罚、爱卒善俘、严格要求等诸多以法治军之义。

　　指挥作战的主体是将帅，管理军队的主体也是将帅，而《孙子兵法》详细论述了在治军作战中将帅的地位、作用和要求。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孙子兵法》又是一部将帅学或统御学的著作。

　　春秋末期，将军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刚刚萌芽，孙子敏锐地看到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对将帅的地位和作用，选拔和任用，品德和修养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极富指导意义。

　　孙子认为一个优秀的将帅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政治品格，具备“智、信、仁、勇、严”的为将标准，练就“静以幽，正以治”的德才修养，深怀“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爱兵情怀。孙子关于将帅诸如此类的要求不仅对于战争形态发生重大改变的春秋时代是至理名言，对于后世治军也是科学的真理。

　　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孙子兵法》的灵魂

　　《孙子兵法》在军事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是与它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密不可分的。孙子研究战争问题十分注意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矛盾及其矛盾运动，做到“知彼知己”，从实际出发，探索战争的客观规律，从而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方法。

　　《孙子兵法》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既看到了争取战争胜利的客观条件，又看到了人的因素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孙子兵法》中的“形”论述的就是运动的物质，“势”论述的就是物质的运动。在孙子那里，战争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度、量、数、称、胜”、“五事”、“七计”、“十围五攻”、“逸劳饱饥”等等都是战争的物质力量，通过它们表现出强弱攻守，它们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客观基础。孙子看到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能动地促进其转化。他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总之，只要知彼知己，战术正确，“胜可为也”，弱军可以打败强军，少兵可以打败多兵。他举例说，如果敌人十倍于我，克敌制胜的办法就是“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意思是说，通过战术蒙蔽和兵力佯动诱使敌人分散兵力而我则集中兵力。这样，虽然在全局来看，也就是在战略上我是以一击十，但是在局部、在战术上我是以十击一，是以多胜少，是以强击弱，是以优胜劣。每战如此，便可每战必胜，然后再及其余，各个击破，最后赢得全局的胜利。

　　诱敌、误敌是以少胜多的克敌之法，打敌要害，避实击虚，也是以少胜多的克敌之法。《九地》写道：“敌众整而将来，待之如何？”孙子说：“先其所爱则听矣。”意思是说，敌人气势汹汹，大军压境，怎么对付呢？孙子认为只要率先攻击其要害部位就能反被动为主动。

　　研究《孙子兵法》哲学的义蕴除了它朴素的军事辩证法之外，还要探讨它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兵学区别于西方军事学的重要标志。

　　我们知道，西方军事学的理论基础是逻辑思维，西方的军事术语是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综合为特征的。与中国传统兵学相比，西方军事思想具有偏重微观的思维特征，强调具体的操作，缺乏长远而宏观的战略意识，这是其明显的缺陷。中国传统兵学的理论基础，是以辩证法为主体的，经验的、非形式逻辑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固然有其弱点，然而与形式逻辑相比，它注重对事物进行整体的、动态的把握，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与形式逻辑相比，它更适于从主体的角度来反映和驾驭经验知识，反映和驾驭现实矛盾运动，具有深谋远虑的全局意识和远观意识。这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的灵魂所在，是中国传统兵学的长处所在，也是中国传统兵学给我们所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

　　二

　　《孙子兵法》问世之后，好评如潮。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封建文化的成熟，北宋时，确立了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为中国兵学的经典，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孙子兵法》在军事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直至明清，没有动摇。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的近代转型

　　《孙子兵法》真正受到考验和挑战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用李鸿章的话来说，近代中国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近代军事技术和近代战争样式的冲击面前，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传统兵学体系同西方兵学发生了严重碰撞。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深切体会到了“技不如人”的现实，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主张。近代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揭示出一个技不如人的简洁的逻辑，而进一步的逻辑则是中国人必须接受近代的军事学体系。传统兵学的时代价值，由此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兵学家陈龙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谈兵无虑百数，惟《孙子》十三篇、戚氏《纪效新书》至今通行，称为切实。但孙子论多玄空微妙，非上智不能领会；戚书出自前明，虽曾文正公尝为推许，其可采者，要不过操练遗意，此外欲求所谓折衷戎行，会通今昔守御之要而机宜悉当者，殆不多见。”徐建寅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来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戚氏《纪效新书》，虽稍述事实，而语焉不详，难以取法。”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兵学体系开始了它的近代转型，大量引进西方军事理论著作。《战略学》、《战法学教科书》、《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等反映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思想的著作，基本取代了《武经七书》的地位。

　　成功的转型需要的是“化西”，而不是“西化”，而成功地“化西”，一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二要立足于批判继承本国的兵学，否则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兵学家意识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巨大潜在价值。

　　著名的兵学家蒋百里开始从现代军事学的视角，开始了对《孙子兵法》进行注释工作，并开启了传统兵学研究的“新注释之风”。进入民国之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的价值进一步为国人所认识。民国兵学家认为，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兵学是“以应用为主，指示若干原则或方法以教示其应用的极致”；西方兵学是“以探究兵学乃至兵术的学理为主，其应用是适用于一般学理的理解”。中国传统兵学是“以直观立刻把握住事实的本体”，“求应用之妙，而不拘形式的推理”；西方兵学是“以论理的推理以达到条理的结论”。中国传统兵学受儒学的影响，其所论的范围不仅是关于战略战术，同时对于政治、经济、外交等重要的“国政”方面，“都很明白地指示着在平战两时的准绳”。这是

　　中国的兵书之所以永垂千古而不朽的原因。与西方“只有作兵典的价值”的军事著作相比，中国的兵书“自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的价值”。中国的民族性是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兵学，也“处处流露着和平的思想”。这和“列强以侵略主义出发的兵学”是极为不同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兵学“所以大放异彩的要因”。中国传统兵学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用兵的最高原则，是王道主义的兵学；而西方兵学以“直接歼灭敌人”的歼灭主义为用兵的最高原则，是霸道主义的兵学。中国传统兵学讲究“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西方兵学停留在“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层次，是不健全的。

　　这些认识，基本上把握住了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及其价值。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兵学的优秀遗产，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精华，在中西方兵学的交流与融合中，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兵学体系，也就成了兵学家们的共识。

　　不过，民国兵学家们建立中国独立的新兵学体系的设想，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理论的设想这个层次上。从阶级属性上来说，民国兵学家们大多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得他们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摆脱不了对西方的严重依附，在军事理论上同样也是如此。由此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兵学家们是无力建立这个新的、独立的兵学体系的。建立新兵学体系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学体系，既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对中国传统兵学文化批判继承与发展的产物。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精华，在这个新的体系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与发展。

　　《孙子兵法》“伐谋”“伐交”的“全胜”思想在20世纪被重新发现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武器出现之后，将西方军事思想的缺陷暴露无遗。以西方人对克劳塞维茨以来的军事理论进行反思为契机，中国传统兵学的价值，又一次表现了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对拿破仑战争以来的西方军事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他确信，“在战争中发生无益的大规模屠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的指导者固执于错误的军事教条，即克劳塞维茨式的对拿破仑战争的解释”。一战结束不久，利德尔·哈特即发表文章，呼吁对“从克劳塞维茨那里继承下来的、流行相当广泛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观点”“加以重新审查”。正是在对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清算过程中，利德尔·哈特发现了《孙子兵法》在战略思维、战略价值观上的重要启发意义，并由此提出了“间接路线战略”。

　　利德尔·哈特是第一个对西方现代军事理论进行反思的人，但并非最后一个。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接连陷入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西方军事理论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失败，给了西方人以极大的触动。越南战争，美国人是严格按照西方军事理论来打的，然而在这场历时11年的战争中，美国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斗，然而却输掉了整个战争。这不但使美军的战场指挥官感到迷惑不解，而且连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也不得不反思，这场怎么说似乎也该赢的战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更多的西方人将眼光投向了《孙子兵法》，希望能从东方古老的智慧中得到启示。结果是不少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世界的失败，正是因为违背了孙子的教训。美军侵越作战部队司令威斯特摩兰在《一个军人的报告》中回顾越南战争时，引用了孙子“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名言，说“进入越南是我国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中也说：“正如2500年前中国战略学家孙子所说的那样：‘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美国在越南中的失败正应了孙子的话。”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柯林斯在他的《大战略》一书中也指出：“孙子说：‘上兵伐谋’。……美国忽视了孙子的这一英明忠告，愚蠢地投入了战斗。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己方的能力，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能力。我们热衷于使用武装力量，其结果很快产生了一个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战场上的军事胜利。”

　　上世纪70年代末，当西方战略体系面临着严重的“崩溃性危机”的时候，美国人又想到了孙子，并受孙子的“全胜”战略的启示而制定出了所谓的“孙子的核战略”。美军的作战指挥理论，也从《孙子兵法》中吸取了很多东西，以至于澳洲军事作家小莫汉·马利在展望21世纪的军事理论发展时这样预言：“正如19世纪的战争受约米尼、20世纪受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争，也许将受孙子和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的影响。”

　　与近代中国人是被迫接受西方军事理论不同，以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人，却是主动地来引进中国传统兵学的。如果说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一个传统的兵学体系的解体，对于现代西方人来说却并非如此。现代西方的军事理论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体系，中国传统兵学的西渐，并没有形成对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全面冲击，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为对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修正。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军事理论对中国传统兵学的吸取，从一开始就不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而是借鉴了中国传统兵学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

　　《孙子兵法》慎战备战、倡导和平的人文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值得大力张扬

　　中国传统兵学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揭示和创造了不朽的作战通则，更在于高举义战、慎战的旗帜，反对穷兵黩武。《孙子兵法》开章明义就指出战争是国之大事，必须慎重对待。其后，它又不断强调，对于敌国的威胁，要常备不懈，“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告诫君主和将帅，对待战争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兵凶战危，“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兵家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从来都倡导亲仁善邻、积极防御。《晏子春秋》的论述是有代表性的：“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内篇问上第三》之第五）在战争观上，兵家认为“自古知兵非好战”，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道家追求建立一种“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理想社会，主旨都是相同的。

　　中国传统兵学强调的是战争必须服从社会道义的法则，而不能仅仅是为了伸张一己之利。军事暴力的运用必须接受人类道德的约束，而不能变得没有限制。军事学并不应该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相反，军事学必须有深沉的人道情怀，只有这样，军事学才能给人类的军事行为指出正确的方向，军事学才能成为一门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富于理性的科学。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这种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精神，在现代国际生活中尤其值得高扬。

　　开启《孙子兵法》研究的新生面

　　我曾在《面临新挑战，开启新局面》一文中指出：面对新军事革命，《孙子兵法》研究不能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而应有新的观念和理论思想，有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总之，《孙子兵法》研究必须来一次大的变革。

　　首先是研究支点的转移。

　　自公元11世纪时北宋王朝把《孙子兵法》尊为经典，列为武经之首，千百年来，校勘其版本、注解其章句、考辨其本事、寻绎其体系的著作，大量涌现。长期以来，这种注经解诂的研究传统一直成为《孙子兵法》研究的支点。这一研究传统固然还应当继承，但是，今天对《孙子兵法》的阐释性工作基本上已经完结。研究工作向新的支点转移，是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我们为寻求新的支点，必须通过《孙子兵法》本体精神的开掘，探究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比如，通过“伐谋”、“伐交”这一思想探索当今世界多极斗争的战略策略和地缘战略问题，探索构建和谐世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孙子兵法》研究更加自觉地贴近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答和应用。

　　其次是研究领域的延伸。

　　《孙子兵法》研究要发展，既要不离传统，又要走出传统。不离传统，是要求我们必须把《孙子兵法》放在中国军事传统文化之中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要把《孙子兵法》与中国古典兵学文化诸如历代兵书、儒墨道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廓清“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的承传轨迹，从中提炼精华，使之发扬光大。

　　走出传统，就是要求我们用现代人的知识和手段，以全新的视角，探索《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和非军事领域的研究与应用。研究是解决理论问题，应用是解决实践问题，而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不解决理论问题，实际应用也是支离破碎的。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转型。

　　《孙子兵法》研究要在方法上获得突破，不仅仅需要研究手段的改变，比如电脑检索、互联网交流等，更需要哲学层面的突破，其核心则是创新问题。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孙子兵法》研究置于中西军事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中。《孙子兵法》的现代价值，只有同西方的所谓强势文化相比较、相融合、相竞争，才能真正凸现出来。

　　第四是学术层次的增位。

　　《孙子兵法》研究的生命力，是由它的学术地位决定的，而衡量其学术地位的关键是学术层次的高低。

　　众所周知，面对新军事革命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孙子兵法》研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应对。《孙子兵法》绝不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我们可以从中寻求有益的启示，但它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那种语录式的简单类比的研究和运用方法是肤浅的、不可取的。而要提高学术层次，必须从《孙子兵法》体系入手，特别是从《孙子兵法》范畴体系入手，联系新军事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战争新课题，从宏观整体上开掘《孙子兵法》的理论精华，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压题照片为丝绸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及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