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式的一个幕后故事

开国大典定在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
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返航了。
尽管如此，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还是拟制了防御方案——
防空部队如何部署？
首长安全如何保护？
游行队伍如何疏散？
等等。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对此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具体，设想了各种可能的实施方案。
比如，如果受阅时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是担任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他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好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的部署。
例如，倘若国民党飞机从济南方向来犯，按当时飞机的时速到北平至少需要一个小时，随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了北平边缘地带还没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担负起射击任务。所有这些方案，都绘制了详尽的作战地图，并且进行了演练。
为保证受阅飞机编队的正常飞行，北平的上空当天处于净空的状态。除受阅的飞机外，不准任何飞机使用北平的空中航线。担任警戒任务的飞机在机场值班待命，随时可以升空作战。
由于当时没有雷达监视报警系统，军委航空局不得不在华北地区和所在已经解放的地方，派出专人建立对空监察哨，组成肉眼防空通信网。一旦有情况，便把各地的情报传递到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地面指挥部。核定情报后，再采取相应措施。
尽管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对北平的防空，尤其是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预案，天上、地上也都部署到位，但还是决定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以便为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争取更多的时间。
那“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到底是多少架飞机呢？
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们得知，在参加开国大典的17架受阅飞机中，有4架飞机带着实弹。这4架带着实弹的受阅飞机，分别是——
两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飞行员分别是：第2分队队长(长机)赵大海，左僚机飞行员阎磊。
两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分别是：第4分队队长(长机)邓仲卿，僚机飞行员王玉珂。
值得一提的是，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阎磊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他们4个人的共同心声：“这在当时的空中受阅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为了保证受阅安全，世界各国从来都不允许受阅带弹通过检阅台，而他们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带弹受阅飞行”，是方槐出的“点子”，他当时在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担任处长职务，具体负责制定受阅飞行计划。50年后，方老揭开了“带弹受阅飞行”的历史真相。方老回忆说——
当时的飞机都在东北，都在东北老航校里头。在那里恢复技术，在那里培养新的飞行员。也是够忙的，够紧张的。
成立于3年前的东北老航校，是我军建立以来的第一个飞行训练基地，堪称中国空军的摇篮。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飞行人员几乎都出自这所学校。由于当时航校已经没有多余的飞机，我只好从航校调来了机务人员，对南苑机场的旧飞机进行改造、维修。
起义来的飞机里头，有几架是比较好的，飞的时间不多。有的是时限到了的，得更换器材，甚至是更换主要部分。这就要求机务人员多吃点苦头，加快维修的速度。
经过抢修试飞，最终能够参加编队飞行的，有9架P—51战斗机，两架“蚊”式轰炸机，3架C-46运输机，两架教练机和1架联络机，一共17架。
飞机虽然已经确定下来，但我却依然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就这么几架飞机，又要阅兵，又要值班，又要防空值班。我咋个安排计划嘛？反正是够困难的。
南苑飞行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北平的防空安全，而为了能够参加受阅编队飞行，他们不得不动用这仅有的17架飞机。
当时，这个阅兵和战斗值班的矛盾确实很大。要值班，要防空。这也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任务。万一敌机来空袭，怎么办？
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后，向聂总(荣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个计划让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十分吃惊。我跟聂总说，要不就搞两架带弹的，带弹空中受阅，这是很危险的事，但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按照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往往是不携带实弹的。带弹飞行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何况，南苑飞行队的飞机性能并不十分稳定，都是缴获的嘛。
聂总当时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放置弹药，以防意外空袭。他说，这是个政治飞行，不是一般的，要是出了事故，你这个小家伙吃不了，我也受不了，不好交代哟。他说这个事情时讲得很紧张，我也感受到了他心里有很大的压力。这个决心不好下哩。
带弹飞行的方案，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然而，这是一个十分绝密的计划。对于这件事情，除了当年带弹飞行的4名飞行员外，飞行队的其他人员包括队长邢海帆都不知道，知情的也就六七个人。4名飞行员，聂总、常局长，还有就是我。周总理是不是知道？聂总没有说。
第一次我提出带弹时，在座的有好几个人，可最后到底带没带，哪几架带了，这几个人就不知道了。直到若干年后，带弹的事才逐渐浮出了水面。
方槐原名赖芳槐，1917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西于都——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的地方，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入党，1934年随红一方面长征，曾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为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飞行大队长，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他是受阅飞行梯队第6分队分队长兼长机，驾驶美国L-5“步哨”联络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这4架受阅飞行的飞机是“带弹”而非“载弹”或“挂弹”，一字之别，是大有讲究的。
简单地说，“带弹”讲的是飞机上的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指的是在飞机载或挂上炸弹。
子弹与炸弹完全是两码事。
以P—51“野马”战斗机为例。这种飞机在机翼两侧各配置了3挺12.7毫米机关枪，因此给这两架飞机各配备了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
受阅飞机“带子弹”而未“挂炸弹”，可见决策者还是心有余悸的，防止“万一”，又怕“万一”。
那天，阎磊、赵大海完成受阅任务后，即爬升到12000英尺(约3700千米)，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受阅任务完成，他们才返回南苑机场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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