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事因于世,备适于事。韩非认为时代不同,社会情况随之变化,政治措施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他反对儒家的法先王,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反对儒家宣扬的仁义,主张以法治天下。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用社会发展的观点阐述其政治主张,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有些说法缺乏科学的依据,有的带有严重的片面性。如把架木为巢、钻木取火的功绩完全归于个别圣人,而无视广大人民的实践经验在创造发明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又如说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由于古代生产力的低下,财不是“有余”;原始共产社会解体之后,各部落之间不是“不争”,而是斗争日益剧烈。又如他认为疏导江河,只有在“天下大水”的“中古之世”才有意义,后世兴修水利却成为可笑的事,这就把问题说得太绝对了。再如他强调“不法常可”,因而反对尧舜禹汤文武等老一套的政治措施,这是正确的,但把过去社会的一切全盘否定,忽视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继承过去文化中合理因素的方面。至于把“商工之民”作为“五蠹”之一,其错误与偏颇,是更容易看得出来的。
本文在写法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一正反对比。阐述总论点和分论点,都运用这种方法。如将古人让天子、今人重县令的情况相对比,将山居谷汲者以水作节日礼物与泽居苦水着相对比,将“饥岁之春”与“穰岁之秋”人们对食物的不同态度相对比,用以论证“事因于世,备适于事”的中心论点。接着对比周文王与徐偃王都行仁义而结果相反的情况,作为“世异则事异”的论据;对比舜舞干戚与公共之战的不同情况,作为“事异则备变”的论据。通过各种正反事例的比较,辨明是非,剖析利害,充分论证社会情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政制措施必须适合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否则就会招致失败,甚至遭亡国之祸。所有各种对比,都为的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治“当今”之国必须弃仁义、行法治的政治主张。、
二 围绕中心论点,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论证。开头从正面举例,说明古代圣人为人民兴利除害,都切合当时要求,而分析却从反面进行,指出“当今之世”称颂古代圣人,一成不变地效法他们,那是令人发笑的荒谬,由此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中心论点。为了增强说理的形象性,又用守株待兔的寓言说明食古不化者的愚昧。以上为第一个层次。然后分析古今情况不同,人们对待财物、权势的态度因而不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分别论证上述观点。为了增强说理的通俗性,再就条件不同的人处理水和食物的不同态度,从世情方面进一步论证“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观点,接着又援引史实对“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论点分项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更加全面。以上为第二个层次。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作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与气力”的论断,把“事因于世,备适于事”的论点具体化,随即对这个论断正面进行阐述,提出治国应崇尚实力的观点。以上为第三个层次。这样逐层分析,使论述条理分明。揭示论点的语句反复出现,点明了几个层次的内在联系。每个层次,每个方面的论述,又都以批判儒家提倡的仁义不足治“当今之世”为前提,而以实行法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为归宿,全文用丰富的材料(有传说、历史、社会实际、寓言等),从各个方面(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措施、不同结果等)由表及里地反复进行分析、论述,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在批驳谬误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说理周密,逻辑性强。
《韩非子·五蠹》
【守株待兔寓言故事读后感】:
兔子在迅猛奔跑时触到树蔸(株指树蔸),折断脖子而死,只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宋人却因此守候在树蔸旁边,希望再次捡到一只兔子。他没有想一想,那样乱跑乱撞的兔子不一定还会出现,即使还出现那样的免子,它也不一定与上一只兔子走同样的路线。从哲学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偶然发生的事情,决不能认为以后必然再次发生。宋人正是视偶然作必然,才会有守株待兔的愚蠢行为。这就是本则寓言的哲学意蕴。这则寓言的具体讽刺对象是什么呢?作者在同一篇文章里曾有解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战国时期的生产力较之前代已有极大的提高,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而也促进了政治制度和人的行为模式的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具备新的观念,采取不同于前代的措施。韩非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倡导人们“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五蠹》),宣扬“治民无常,惟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心度》)。但“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守旧派却言必称尧舜,行必效先王,抱礼乐诗书之残,守仁义道德之旧,给社会的前进带来明显的阻碍。这则寓言以守株待兔的宋人比喻复古守旧派,意在嘲讽他们落后于时代的愚昧观念和行为,它告诉人们。复古守旧的结果只能是一无所得而为天下笑。这则寓言还包涵着其他的客观意义,既可以用来讽刺那些墨守陈规,只凭过去经验办事而不知变通的人,也可以用来讽刺那些希图不经过努力而侥幸得到成功的人。后人以“守株待兔”作为成语使用时,一般也是取这些客观意义。这篇寓言中所塑造的宋人形象是颇具典型性的。《韩非子》有八则寓言故事都以宋人作为保守、愚昧的形象(包括本书入选的《智子疑邻》、《狗猛酒酸》、《守株待兔》),其他诸子的寓言也常以宋人作为嘲弄对象。宋是殷商后裔,可能保存了很多旧的风俗习愤,而宋国又出了一个蠢猪式的人物宋襄公,于是“天下之恶归焉”,成了愚昧保守的典型。本则寓言非常短小,通篇不足40字,却简洁而又生动地写出了兔子撞死的过程,农夫的行为和心理以及事情的结果,而这件事又有着如此丰富的内涵,真可谓尺幅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