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的方案提出者是？

1949年开国大典的方案由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等为副主任的筹委会提出。
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马句回忆说，“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由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的《阅兵典礼方案》很快被通过了，但阅兵指挥所成员主要围绕阅兵地点进行了讨论。”马句告诉本刊，“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是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二是市郊西苑机场。
当时在“劳大”的钱听涛回忆说：“两种方案各有优劣：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便于检阅。但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4小时，另外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路纵队。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刚进北平时曾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
在这两个方案之间反复斟酌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出于建国之初的安全考虑。“当时国民党空军于5月4日就曾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虽然‘野马’和‘蚊式’战机的续航能力小，活动半径一般都不超过陇海线，但因为有过数次被空袭的教训，防空一直是大典的头等大事。”钱浩兵对本刊说，“最初考虑南苑机场方案，最主要就是从防空角度，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权衡比较的结果，指挥所倾向于第一种方案。报告送呈中央后，周恩来用毛笔在左上方签署了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刘少奇在自己的名下画了圈。
对天安门开国大典的防空准备则从7月就开始布置了。“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飞行中队专门负责北平的防空，在东观礼台上还临时建立了一个通信枢纽，用美式报话机开设了与受阅部队联络的无线电网。在阅兵指挥所开设有线电话总机，与天安门及广场各点通话，与南苑机场有专线电话。在北京饭店楼顶有航空指挥台，在东大桥、通县菜地都设立了防空电台。当时受阅骑兵有1978匹战马，也都采取了特殊措施，要它们万一受惊不乱跑。”钱浩兵介绍说，“军委航空局提前在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设子5个防空站，并在云龙山的鹤亭古寺驻扎了一个通讯班，往南对上海、江苏方向，往北对济南、青岛方向做横向联系，每20分钟呼叫，一旦发现敌机则将数量、类型、飞行方向用密码迅速北传。开国大典当日，改为10分钟呼叫一次。为了应对突然情况，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组织者、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向聂荣臻建议：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防止意外。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装饰一新，广场上和东长安街红旗如海，歌声如潮，30万游行群众集合待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就要在这里举行了。

下午3时整，天安门广场响起28声礼炮，毛泽东主席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手按电钮，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从此，中国人民告别了屈辱的历史。

天安门上的八个大宫灯

天安门，这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建筑，历经风雨沧桑，已成为历史的象征。在沉寂多年以后，在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又一次成为中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人注目的焦点。整修一新的城楼上，醒目地挂着八个大红宫灯，成为开国大典具有象征意味的装饰。

开国大典当然是充满喜庆气氛的。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逢大喜大吉的事情，都要挂个大红灯笼。对开国大典的会场的布置，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人民的这一传统习惯。于是确立在城楼上挂上八个大红灯笼的设计方案。

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如何做好这八个大红灯笼，确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且不说用料的问题，在美术人才奇缺的情况下，就是设计大红灯笼也是要颇费思量的。当时负责开国大典会场布置装饰的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副主任苏凡，领受了这个任务后，找到了华北军区仅有的两个美工，而这两个美工则都是日本人。

两位日本人一个叫小野泽，是设计大红灯笼的主要的美术专家，当年40出头。一个叫森茂，当年30多岁。小野泽在30年代曾是日本左翼同盟的革命党人；森茂，日本侵华部队驻华北军进行反共宣传的成员，搞美术的。他们参加侵华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美术作品的形式，宣传日本的军国主义，丑化中国人民的抗战。为了让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提供素材，日本军队给他们提供了马列主义以及毛泽东的书。他们读了这些书籍后，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了解，不但没有进行反共宣传，反而成了中国人民抗日队伍中的一员。他们参加了八路军，成为八路军的宣传员，参加了整个人民解放战争，与中国人民一道迎来了开国大典。

在参加开国大典会场布置任务的时候，小野泽和森茂在中国已待了10多年了。与中国人民的朝夕相处，他们也深深了解中国人民欢庆的习惯，对大红灯笼并不陌生。所以，他们欣然接受设计大红灯笼的任务。

在苏凡的领导下，两位日本人经过精心设计和制作，终于在开国大典仪式举行前夕，将八个崭新的大宫灯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从此，天安门城楼上的八个大宫灯便成为天安门的装饰，伴随着每一次大典。

有意思吗

　　长期的误传
　　据笔者所掌握到的资料，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大红灯笼是日本人设计的。比较权威的记载开国大典的书籍如于江《开国大典6小时——大典背后的秘闻》和树军《天安门广场历史档案》均持此说，两书说法大同小异。下面，笔者以《天安门广场历史档案》为例摘要说明这一“长期的误传”：
　　1．1949年9月2日，周恩来副主席用毛笔签署了“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的批示。担任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致祥接到批示后，将天安门的设计工作分配给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 2．舞美队队长苏凡受领任务后，急令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艺术造诣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属一流的两位日本人——40岁上下的肖野和30岁出头的森茂，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 3．肖野和森茂决定在天安门城楼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灯笼。一个星期内，他俩用16开白橡皮纸画出了20张灯笼草图。草图呈送周恩来副主席审定，他非常欣赏这8盏太阳般的灯笼。他在20张草图中看中了一幅，执笔删去了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他说，突出城楼就够了，大会会场一定要喜庆也要严肃。 4．方案确定之后，苏凡便带着肖野、森茂跑遍北京城，购买灯笼。但偌大的北京城，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灯笼。在肖野、森茂协助下，苏凡找到了一位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他和他的两个弟弟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手工制作灯笼。整整三天三夜，他们全都吃住在城楼上，“十一”的前一天，八盏有史以来最大的灯笼扎成了。
　　事实的真相
　　其实，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是由张仃和钟灵二人于1949年9月在中南海瀛台东海岸的三间平房“待月轩”里设计的。不仅如此，中央人民政府的会徽、国徽的第一次彩色图案集、政协第一届全会的会场怀仁堂、中南海正门新华门、北门、西门、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等设计图纸和彩色效果图都是1949年的夏秋二季，布置科请张仃和钟灵在“待月轩”绘制的。
　　当时，天安门城楼共9间房，中间一间最大，也是大厅的出入口，二人设计时决定此房间不挂大红灯笼，以便留给在中间位置的重要人物以更开阔的空间：两侧各4个房间，逐渐缩小，每个开间要悬挂一个大红灯笼，共8个。张、钟二人设计好大红灯笼的图纸后，提请周恩来批准。当时一切设计图纸，都呈送周恩来审阅，他在图纸上用铅笔批示“同意”，后面签署了一个“周”字，工作人员这才开始施工、制作。不久，“灯笼”图案又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纪念邮票(新中国第一枚纪念邮票)上，这枚邮票编号为“纪1”，中心图案就是大红灯笼在飘扬。
　　布置天安门城楼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制作和安装这8个大红灯笼。每个灯笼的直径接近3米，钟灵曾开玩笑地对张仃说，这灯笼做出来，在里面可以蹲坐三四个人打扑克!正是因为灯笼太大，工期又短，钟灵等人跑遍了北京城，竟没有人敢承担这项工作。军区舞美队的队长苏凡帮忙跑了故宫等几个地方，还是没有人承接。
　　经过反复探访，钟灵终于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一家“小器作”(即做红木家具和灯笼的作坊)找到领头的工人师傅尹作宾，他看了设计图纸，知道是开国大典用在天安门上的，拍着胸脯说：“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把灯笼做成!”
　　于是商量好，由钟灵备料，他带几个徒弟施工，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考虑到灯笼太大，作坊里摆不下，制作完成后运输也困难，尹师傅建议在天安门城楼现场施工，由儿子尹盛喜每天送饭。尹盛喜当时是个很机灵的少年，他除了每天送饭外，有时还打打下手。人们劝阻了师徒几人要义务劳动的好意，仍然坚持付给了适当的报酬。
　　误传的原因
　　其实，肖野、森茂设计“灯笼”这种误传，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也是事出有因的。 当时，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负责天安门下东西两个三座门以内开国大典会场的设计布置任务。他找到钟灵说，城楼上的设计布置方面如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找他，他有人、有物，要什么给什么，并说他那里有两位日本美术设计家——肖野和森茂，可以请他们帮忙设计。他还把二人绘制的金水桥、观礼台一带的设计图拿给钟灵看，确实画得很工整。钟灵便把尚未来得及设计的大厅内的大屏风交给二位日本友人设计，他们答应马上动手。
　　大典前夕，政协筹委会总务处的周子健处长陪同周恩来亲临天安门城楼检查工作，钟灵汇报了会场布置的进展情况。这时，扎制8个大红灯笼的工程已接近尾声。他向周恩来介绍了尹作宾师傅勇于承担大红灯笼的制作任务的情况，周恩来和周子健都和尹师傅握了手，表示赞许和慰问。钟灵也把两位日本朋友设计的屏风(长约5米)图样拿给周恩来看，并说由于日期紧，恐怕要连夜赶制，才能赶得上30日完工。周恩来考虑了一下说，大厅内再放这么大一个屏风，不一定合适，来不及就不要做了。两位日本朋友在屏风上画的图案是二龙戏珠，最后终因时间紧张，未能真正制作。
　　灯笼的新家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为了庆祝共和国的诞辰，天安门城楼进行装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灯笼被折叠式新灯笼所替代。8盏灯笼取下来后，其中6盏分别交天安门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原挂在东二和西二位置上的两盏灯笼，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所得款项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宁波金鹰集团出价1380万(钟灵在相关文章中说是1320万，不确——笔者注)，成为天安门城楼一对退役灯笼的新主人。
　　是时，金鹰集团正在北京投资5亿元人民币兴建一所高级游乐场所——中华百亭鱼乐园。1995年2月26日，天安门地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与中华百亭鱼乐园举行了隆重的灯笼交接仪式。事后，两只大红灯笼悬挂在了尚未竣工的门楼上——它们找到了自己的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