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萝瀑布的背景资料

写作背景
宗璞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焦虑和悲痛"一直压在作者的心头.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5月,当时作者的小弟弟身患绝症,作者非常悲痛(1982年10月小弟病逝),徘徊于庭院中,见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睹物释怀,由花儿自衰到盛,转悲为喜，感悟到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恒,于是写成此文。

为什么面对紫藤萝瀑布，作者的感情有那样的变化，对生命有那样的感悟呢?
研究这个问题，应该注意写作时间——1982年，文章又提到“十多年前”的一大株紫藤萝，后来，拆掉了紫藤花架，改种果树，理由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这个话，今天听来是多么荒唐，这就是极“左”的论调。
根据这个线索，联系历史背景，就能理解这篇散文的思想感情了。1966年至1976年，是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神州大地重又勃发生机，欣欣向荣。联系这样的历史背景，就会明白，紫藤萝的命运，从花儿稀落到毁掉，到如今繁花似锦，正是十几年来整个国家命运的写照和象征。作者回顾花和人的命运，悟到“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就是说，遭遇不幸的时候，不能被厄运压倒，要对生命的长久保持坚定的信念。厄运过后，不能老是让悲痛压在心头，应该面对新生活，振奋精神，以昂扬的斗志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去。作者彻悟了，于是“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从脚步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新的精神状态。
研究这个问题，还应注意“生死谜，手足情”六字。手足，比喻弟兄。这里说的是作者的弟弟，小她三岁的弟弟身患绝症，生命垂危，做姐姐的焦虑悲痛，现在面对紫藤萝，我“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由此可以明白，“各种各样的不幸”，也包括死亡。那么，为什么说“ 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呢?个体生命是有止境的，人类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陷在个人的不幸中不能自拔，要与祖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

“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一句后面说，“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这里似乎也有象征意义，似乎也有哲理，如果确是这样，那么象征什么?包含什么哲理呢?
确有象征意义，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中国人民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那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甩开膀子大干”，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又像千舟竞发，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这两句话又这样一个哲理，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分子，只有每个人都奋发有为，四化大业才能灿烂辉煌。理解了这个哲理，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加快了脚步”。

谈《紫藤萝瀑布》的艺术魅力
这篇散文的艺术魅力首先在于立意的深刻.
作为状物散文,自然景观与主观情绪的和谐统一至关重要.文章写景不仅丰富多彩,氤氲生辉,而且精妙传神.作品中对紫藤萝的摹写既具体又抽象,既写实又空灵, 它呈现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幅关于紫藤萝色彩的写生画,不如说是一幅关于生命勃发的写意图.作者借助于辉煌的色彩所形成的气势与活力,极状了紫藤萝新生后的生命繁茂与蓬勃,至于对每穗花的形态描写,简直就是一首生命力的赞美诗了.所以作者情不自禁地说:这鲜活的生命带走了她心上关于生与死,手足情的焦虑与悲痛,带走了一切,使她获得了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然而花的生命途径也并非一帆风顺,它和人一样,在历史的行程中遭遇着种种无可奈何的和人为歪曲的不幸. 于是当作者从视觉描写转入到味觉感应时,就自然地从空间描画转入到时间的回顾,让人在紫藤萝命运的回溯中能感到历史的沧桑.花开花谢连系着人生命运的浮沉,花荣花枯交结着时代社会的兴衰.至此,紫藤萝已不再是纯自然生物,而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生命再生,象征时代更替,象征精神涅盘,象征美的不灭,象征心灵之花的重放.作者对紫藤萝瀑布的礼赞,是抒情主体的心灵之光对自然之象的烛照与感应,是她对生命活力的呼唤,是身心遭劫后寻求感奋勃兴的精神寄托,是人生在历史沧桑中解脱重负的心灵搏动.
其次,描写的细腻多姿和结构的玲珑精美也是本文美的特质所在.
文章的写景细腻而又有层次感,有色彩的摹画,有形态的绘制,有芳香的捕捉,从外象写到内质,从视觉形象写到味觉感应,用墨丰腴,笔致多变.
文章篇幅短小,玲珑剔透.结构从"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起笔到"不觉加快了脚步"收墨,前后呼应,首尾衔接,意脉流贯,结构严密,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以上便是《紫藤萝瀑布》艺术魅力之所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宗璞散文创作的非凡笔力.

宗璞的人生之路和校园情结
宗璞走过的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呢?翻开作家的履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与其作品中那股淡雅韵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书香之气。宗璞的经历，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她不像师陀、田涛等老一辈作家，是从中国的底层社会一步步艰难地爬到了知识的殿堂；她也不像巴金、谢冰莹，从旧的地主家庭中游离出来，流入城市，形成瞿秋白所说的一代“薄海民”(bohemian)；她更不像新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在自己的青年甚至少年时代就离开书本，离开家人，在贫穷、愚昧与困惑中探索人生的价值。甚至生长于“文革”之后的一代年轻人，也很少有像她这样得天独厚的学养根基。她是一株冰清玉洁的兰花，有幸在远离贫困与肮脏的净土中发芽，成长，就象夏洛蒂所言，拥有一个“没有污点的，饮之不尽，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泉”般的纯净记忆。她的生活环境，基本上限于高等学府和高等学术研究机构，由于自小在和谐淳厚文雅的学术气氛中得到熏陶，因而奠定了一生的做人与做文准则。她确实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童年时代。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宗璞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大家之气，冲和之态，甚至一种率真洁白的“学生腔”的原因所在吧。
宗璞童年所生活的大学校园中，教授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绝无今日“脑体倒挂”之虞。生活的舒裕与地位的高贵，使得钻研学业的教授们能比较专心于书本的研究(当然抗战开始后又有了不同)，他们的子弟也能在一个相对单纯、明净的天地中获得比同龄孩子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文化滋养。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使得他们过分地单纯，书卷气过于浓厚，在今后的人生历程中则免不了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与挫折。我手头正好有一本1990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不妨拿来，随便撷取几段，为宗璞笔下的清远世界作一个更详尽的注脚。宗璞的同辈人，著名文史专家虞振镛的女儿，西南联大1943年学生虞佩曹在《水木清华——童年的回忆》中曾饱含深情地描写了清华校园在自己童年眼中的平静与清雅，以及清华人文景观的优越与独特。她说“那时清华只有附小(即冯友兰提到的宗璞就读的成志小学)及附设的幼稚园。马约翰是我们的校长。……后来由蔡顺理夫人教，她本人也是留美学生。”在这样条件下成长的孩子，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而当时孩子们生活的环境又是怎样的呢?“水木清华的工字厅……里面典雅、阴凉，有一股楠木香味，单身教授吴宓、叶企孙先生曾在里面有过住所。”“我们住的南院是一个四周由房屋围绕着的大院……西式住宅一号是赵元任先生家……”。这种耳濡目染的文化气韵，在一点一滴中已深深地渗入了孩子们的灵魂之中。宗璞《南渡记》中所写的方壶小院，不就是这种充满清远文化气息的精英荟萃之地吗?法国现代派女作家纳塔丽·萨马特说：“文学所描写的，永远只能是某种看不见的，每个作家所向往的——他独自一人感觉的现实。”作品中的生活、人物可以虚构，然而意境却总是忠诚地反映出一个具有敏感禀赋的作者童年时对周围景物的特殊感觉以及这种感受对其终生造成的影响。宗璞在一系列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特有的意境之美，正如同一缕轻烟，又好似一丝馨香，着意体会时捉摸不出，只有亲身体会过这种生活的人，才能从那似乎非常平淡的描写中领略到作家实际极其浓厚的感情，那种对童年精神生活的无限追忆与留恋。这种非过来人不能写出亦不能读出的爱，正是宗璞“校园情结”的真谛所在。

关于“生死谜、手足情”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50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捧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像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像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雨，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像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物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而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30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吗?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啊!
1982年10月28日上午7时，他去了。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惟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宗璞资料
宗璞（1928—）女，原名冯钟璞，笔名有任小哲、丰非等。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1928年7月生于北京，十岁时随家庭南迁到昆明。上过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人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曾在中国文联、文艺报等单位工作。1960年调《世界文学》编辑部。“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等，《红豆》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文革”后，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说散文选》。后来又抱病奋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新时期她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三生石》(获第 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蜗居》、《我是谁》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来又抱病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宗璞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流畅而有余韵，颇具特色。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
宗璞在病中苦耕，历时7年，《南渡记》的第二部《东藏记》终于面世。计划中尚有《两征记》、《北归记》，是总书名为《野葫芦引》的多卷长篇系列。
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那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在阅读中竟令人有如置身于《红楼梦》的语境之中。读《东藏记》这样隽永而精致的小说，真是受益又享受。

作者简介
宗璞，1928年生，女，原名冯钟璞，笔名有任小哲、丰非等。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自幼生长于清华园，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在中国文联、文艺报等单位工作。1960年调《世界文学》编辑部。“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等，《红豆》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文革”后，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说散文选》。后来又抱病奋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流畅而有余韵，颇具特色。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

弟弟重病在身

我很喜欢紫藤萝，一样想知道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