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名利 宁静致远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不仅诗文非常有名，而且他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也同样很有名。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的上司派来一名官员来视察，这位官员是一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来拜见他。

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他的秘书拦住陶渊明说：“参见这位官员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度要谦恭，不然的话，他会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坏话。”

一向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说：“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他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了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从官场退隐后的陶渊明，在自己的家乡开荒种田，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在田园生活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写下了许多优美的田园诗歌。他写农家人生活的悠然自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写自己劳动的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也写农人劳作的甘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然而，田园生活既是美好的，也是十分艰辛的，不劳作就没有收获，遇到天灾人祸，即使劳作也是一无所获。晚年的陶渊明生活贫困，特别是一场大火把他的全部家当毁于一旦之后，全家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到六十三岁时，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陶渊明的最大成就，在于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基础，以自己卓越的诗歌才华，极大地丰富了农事和田园题材的创作。以前诗中罕见的桑、麻、鸡、狗等平凡事物，一经他写入诗中，无不生趣盎然；而他描写大自然的亲切，常常能激起人们的无限向往。

除诗之外，他还给后人留下不少精美的散文，其中最著名的有《桃花源诗并记》等。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在那里没有动乱，没有朝代变更，没有国家君臣，没有徭役赋税，百姓过着丰足、与世无争的美好生活。作者以优美的语言，使这篇作品产生了永久的魅力，以至后世人们一直把这种空想的社会称作“桃花源”。

官场中少了一位官僚，文坛上多了一位文学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不附势趋炎的写照。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气节去换取某种物质利益，也常常说“不为五斗米折腰”。

庄子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 秋水》）
庄子此时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前面是清波粼粼的濮水以及水中从容不迫的游鱼，背后则是楚国的官位——两者巨大的差距使这道选择题看起来十分容易。但是大概楚威王也知道庄子的脾气，所以用了一个“累”字，只是庄子要不要这种“累”？多少人在这种“累”中体味到权力给人的充实感和成就感？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庄子持竿不顾。
濮水的清波吸引了他，他无暇回头看身后的权势。他那么不经意地推掉了在俗人看来千载难逢的发达机遇。他把这看成了无聊的打扰。他只问了两位衣着锦绣的大夫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问题：楚国水田里的乌龟，它们是愿意到楚王那里，让楚王用精致的竹箱装着它，用丝绸的巾饰覆盖它，珍藏在宗庙里，用死来换取“留骨而贵”呢，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活着呢？两位大夫此时倒很有一点正常人的心智，回答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中活着。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这个故事，即便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至少是庄子的心灵真实的反映。它体现了庄子超凡脱俗的大智慧中生长出来的清洁的精神，又由这种清洁的精神滋养出拒绝诱惑的惊人内力。庄子的这种坚持，让我们知道精神可以达到的高度，更提醒我们：精神是有贞操的。事实上，庄子的行为，确实使一代代“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在取得世俗的成功的同时，内心里总存有秘而不宣的羞耻感。

周恩来,虽然不是古代的，但也想提

周恩来的一生，是坦荡无私，淡泊名利，一心为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首先，是一心为公，淡泊名利。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尽管大家由于折服其才能而推荐他做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但他执意不肯，而强调毛泽东的经验、长处，坚持重新任命毛泽东为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他作为 “三人团”成员之一，在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同时，主动承担责任，自我批评，避免会议可能出现的僵局，确保会议成功。会后，他作为“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自觉地退居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确保毛泽东在党内军队的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其次，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周恩来认为“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在中国革命的复杂环境中，处在党内斗争漩涡之中的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总是忍辱负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各种误解，甚至是恶意中伤，他报以忍受和缄默，竭力维系党的团结统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他组织实施反冒进受到错误批评时，尽管心情很沉闷，但仍然努力忘却所受的屈辱，带领周围同志团结奋斗，勤奋工作，以尽量减少思想路线的失误带来的损失。三年困难时期上下交困，怨言颇多，为顾全大局，即使有些问题不是他的责任，他也毫无怨言地主动承担起来，以求大家向前看。“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他自己处境十分艰难，仍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博大胸怀。他一方面以血肉之躯挺身抗击，力挽狂澜；另一方面又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苦苦周旋，苦撑危局，以维护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第三，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曾说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服务而死”，这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对他一生最好评价。为了民族的解放，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临危不惧，处险从容。为了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几十年如一日，日理万机，三更未眠五更起，紧张、不知疲倦在工作。1972年，身患癌症的他仍抱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常常连续工作几个昼夜，累了只能扶着椅子歇歇，生怕“一坐下就会睡着”！1976年，弥留之际的他从昏迷中醒来，便对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呢？快去照顾其他同志要紧，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他投身革命的大半个世纪里，倾心血于人民，尽赤胆于祖国，唯独没有自己。他真正地成为世人钦羡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总之，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统一，是共产党人理想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永恒的价值。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在谢灵运之前 , 山水草木一直是诗歌的一种点缀 , 山水只作为背景出现。谢灵运开始以山水为主要描写对象 , 用精致工整的语言刻画山水的秀美 , 创造出真正的山水诗 , 成为我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的山水诗 , 形式绮丽 , 声色并妙 , 在题材、内容、诗歌语言以及表现手法上别开生面 , 开拓了诗歌的新境界 , 对古典诗歌的发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谢灵运一生著作极丰 ,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 , 有“宋临川内史《谢灵运集》十九卷” , 但大多在宋代就散失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 , 李献吉、黄勉之、沈道初等人先后将散见于《文选》、《乐府诗集》、《宋书》以及其它各类书中的谢灵运诗文辑出 , 编排成书 , 由焦 竑 刊刻行世。我们现在见到的收录谢诗较为完备的《谢康乐诗注》 , 就是黄节根据焦本《谢康乐集》中的诗歌部分加以重编注释的。从《谢康乐诗注》所辑录的七十多首谢诗来看 , 谢灵运的创作并没有局限于山水诗的范畴 , 还有乐府诗从及为数不多的田园诗和《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等等 , 但为谢灵运所擅长并取得极高艺术成就的还是山水诗。

一、身世遭遇与山水诗创作

谢灵运是“淝水之战”名将谢玄的孙子 , 他生长在世族豪门、显贵大地主的家庭里 , 十八岁就承袭了“康乐公”的爵位。但魏晋时期 , 政治黑暗 , 战乱频繁 , 社会动荡不安。阶级斗争异常尖锐 , 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尔虞我诈 , 彼此倾轧 , 斗争激烈。当时 , 以刘裕为代表的刘宋王朝统治者坚决地推行抑制门阀大族、提拨庶族地主作为辅佐、加强集权统治的政策 , 对王、谢等大贵族集团施以压力 , 企图摧毁他们顽强的势力。谢灵运便在刘裕这种削弱士族势力 , 实行皇帝专制的政策下被降爵为候。处身于这样的形势中 , 谢灵运为了维护自己贵族集团的地位和利益 , 经常与统治者处于一种复杂而剧烈的斗争中。他一直对刘宋集团采取不合作和反抗的态度。

刘义隆即位后 , 深知谢灵运倔强不驯 , 更有意严加裁制。谢灵运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 , 只求隐退。永初三年 (422), 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 , 任职仅一年便托病回故乡始宁隐居。元嘉三年 (426), 谢灵运被召至京为秘书监 , 常常称病不朝 , 结果仍是请假回籍。这是刘宋王朝不能容忍的。刘义隆认为谢灵运脱离控制 , 很不放心 , 就唆使地方官告他造反 , 迫使谢灵运到京表白 , 乘机要他做临川内史 , 事事加以掣肘。谢灵运自然是不愿受这种约束的 , 刘义隆于是派人带兵逮捕他。这样 , 谢灵运不得不兴兵反抗 , 结果是兵败被杀。一代大诗人就这样在刘宋王朝与世族的斗争中了却了一生。

朝廷失宠 , 宫廷之争失败后 , 谢灵运身在朝廷 , 心却在山水之中。他一方面隐逸泉林、纵情山水 , 在山水林野中去探寻、追求独立于黑暗现实之外的人生理想 , 一方面又还苦恋着昔日的荣华 , 对过去的特权难以忘怀。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 , 谢灵运常常开山伐木 , 登山观水。因为只有这样 , 只有远行郊野荒林之中 , 才能忘却世道的艰难痛苦 ; 只有在无限纯净的山水中 , 才能寻找到精神的自由与解脱。因此 , 谢灵运追求老子的无为、庄子的逍遥。但由于他没有最终跳出功名利禄的怪圈 , 短暂的惬意之后 , 他又感到迷茫 , 故而屡屡向山水诉说自己的失意与孤寂 , 倾吐自己的不幸与愤懑 : “殷忧不能寐 , 苦此夜难颓……运往无淹物 , 年逝觉易催。” ( 《岁暮》 ) “江南倦历览 , 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 , 寻异景不延。乱流趋正绝 , 孤屿嵋中川。” ( 《登江中孤屿》 )

“隐逸”和“仕途”这两种思想经常在谢灵运的心灵深处搏斗 ; 逃避现实而又不能逃避现实的矛盾纠缠着他。遭受统治者的猜忌、排斥和打击 , 他被放逐到穷乡僻壤 , 只好遨游山水 , 怡情风月 , 但又不能真的忘情于权势 ; 陷入庄园和林泉之中 , 却又不甘寂寞 ; 逃避到自然美景和老庄哲理之中 , 但始终无法摆脱心中的烦恼 , 无法避免政治上的迫害 , 做个与世无争的真正隐士。他把这种对现实的苦闷、个人的苦闷和忧伤都写进诗文中 , 因此 , 在谢灵运的作品中 , 存在着主客观之间的深刻矛盾 : 黑暗残酷的现实生活与诗人主观愿望的强烈冲突以及自然美与人间离乱、悲苦的鲜明对照。正如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中说 : “谢公才廓落 , 与世不相遇。泄为山水诗 , 逸韵谐奇趣。因知康乐作 , 不独在章句……” , 谢灵运的山水诗是自己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内心积闷的发泄 , 是刘宋朝时期那个特殊政治形势中种种矛盾和斗争和反映。

陶渊明告别官场，归隐田园的故事

陶源明、欢迎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