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亚模式”的解释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
4、“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5、“东亚模式”是“制度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诸多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对东亚的经济奇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有些观点和分析还相当深刻而精辟。笔者认为,这些模式都强调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政体和相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当脆弱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亚模式”必然也是一种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说法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还在于权威政府。因为,短期内完成这样的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大规模地调动生产资源用于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东亚模式”可以表述为一种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强政府”,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理性的集权政府。
1、较早地实行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和政策。由于东亚国家资源和市埸均有限,都采取了“两 头在外大进大出”方式。
2、政府较强的干预。建立了行政引导市埸调节相结合的市埸经济体制。(香港除外)
3、东亚地区经济呈互补性梯级发展,联系紧密,即“雁行模式”。地区内部贸易比重较大。
4、金融自由化,以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四国为代表。
---政府主导出口导向,高储蓄,高投资
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保持了近4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它按照“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产业转移顺序,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多层次赶超的格局。这种发展格局被称为“雁行模式”。头雁日本的技术进步是东亚其他国家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日本产业的不断升级为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依次产业升级腾出了空间。“东亚奇迹”向世人展示了一条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独特道路。
在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产生的东亚模式中,绝大部分国家都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而且取得了实际的效果。因而东亚的政府被称之为“强政府”。“强政府”的核心内涵是“强人”统治和政府的强有力政策措施。
在战后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欠发达,经济领域弱于政治领域,政治权利高于经济权利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亚洲的政治权利往往代表的是集体的、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且这种集体的、整体的利益就现状而言,还远远不是有人所说的那种“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总和”。
强调依靠集体的力量建设富强的国家,使亚洲现代化在手段和目标两个方面同西方现代化有所区别。在现实中,公众对政府、团体所持有的强烈的信赖感和忠诚心,以及将对组织、社会和国家的贡献置于个人得失之上的行为,对战后亚洲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心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而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仍然停留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时代。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对“东亚模式”提出了疑问,焦点是政府的干预问题。一时间强政府弱政府大政府小政府纷争四起。
所谓“小政府”,不是弱政府,更不是不要政府。小政府的含义是指政府机构要精干,政府干预要规范,而不是指政府职能越小越好。事实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尽管批评政府的声音颇强,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主导趋势不是一般地否定政府的职能,而是对其所承担的职能进行调整,有些干预太多或直接承担太多的,将会减少,但有些太弱的将会加强。这是一个合理化的调整过程,也是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一致要求。
现代化进程本身也对“集体至上”的力量和模式提出了挑战。
80年代以来亚洲所谓的“转向个体角色”,并不就意味着角色结构从此由偏向集体转向偏向个人,而是向(集体个人)“双赢”的良性角色关系转化。
在地区内部,东亚地区内投资与贸易活动的拉大,相对降低了东亚对区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有利于地区贸易的稳定,为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更广泛的基础。东亚内的各经济体大多规模较小,只有通过协调才有可能抵御市场过大的波动。而原来过分依赖区外市场时,东亚因没有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作为稳定发展的保障,只能被动而单独地应付外部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