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才行高世，却宦海沉浮，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从自求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被贬黄州、常州、颖州、扬州、定州，最后竟至岭南惠州、海南儋州等荒蛮之地，他始终以浩然正气积极入世，坦然面对挫折与压力，乐观豁达，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命运，求真务实，政绩斐然；在此前提下，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文，且诗词文画书皆自成一家，可谓难得的旷世奇才。南宋孝宗皇帝曾高度评价苏轼其文其人：“..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这个“气”指的就是苏轼的主体人格。苏轼一生的经历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他高于天下的巨大的人格魅力卓然超群、历尽磨难而衷心不改。
历来研究苏轼的学者在谈到他的文化人格时往往过多,强调了佛道思想对他的影响，而只将苏轼贬黄州前的生活归结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期生活归结为佛道思想的影响。但本人认为：在苏轼的个人经历和人格中，儒家思想真正起着主导作用，是其“本”，佛道思想不过是苏轼缓释个人抑郁和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儒家入世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最大的是其政治人格。他时刻把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作为自己立世的标准，“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成为他一生行为的信条；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而未消极出世、陷入个人的痛苦，因而苏轼超然卓绝的人格魅力历来为人们称道。
1,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自觉继承与坚守
苏轼自幼就聪颖过人，七岁知诗书，十岁即有当世志。其弟苏辙回忆“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考“制科”时，他曾对北宋王朝的腐败现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篇文章，提出“立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弊政的主张。而在他考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更是提出了“天下归仁”的理想：“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种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成了苏轼后来一生从政贯彻始终的基本指导思想。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苏轼自幼开始接受爱物仁人、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从而成就了他“奋厉而有当世志”、“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的浩然之气。这种济世救民的思想进朝为官后就更加明显了。他殚精竭虑，积极上书，希望能够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思治论》奏章中，他指出北宋国力衰弱的三大因素是：“无财”、“无兵”、“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
这种德治仁政理想体现在处事行为上就是忠君爱民。苏轼的忠君不是愚忠，而是直言敢谏，公心为国。他与王安石激进变革、司马光的保守不同，提出渐变。以致既不取悦于变法新党，也不见容于力废新法的旧党，最后，自求改派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辗转周折。然而即使被贬他也恋恋不忘君主朝事，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那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渴望报效国家的雄心，让多少士大夫追慕不已；其中“亲射虎，看孙郎”的年轻英武的孙郎就是苏轼想要效法的对象，把自我形象融入“太守”、“孙郎”、“魏尚”的形象中，希望朝廷能重用自己，使自己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形同囚犯，但他依然作诗，“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 （《给友人陈慥》）。在到黄州的谢表中他写道：“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与滕达道书》）其肝胆忠烈，不惧不悔，死而后已的壮烈情怀，足以感天动地！
如果说忠君是苏轼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爱民惠民则是苏轼坎坷一生的终极目标。无论是杭州任上疏浚西湖、修筑湖堤，密州灭蝗除害、赈灾救荒，还是徐州任上抗洪抢险、保一方平安，他都能以国事百姓事为先，免除赋税，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整饬军纪，甚至是在最荒远的儋州，也能为黎民传播先进文化，开凿井泉，介绍先进农耕方法，发展当地生产，甚至甘愿“化为黎母民”（《和陶拟古九首》）。这种以天下事为己任，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他强大的人格感召力，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文人士大夫的追随。反过来，这种拥戴又给他精神的慰藉，使得他心胸开阔，更以天下为己任。他到杭州的感觉也是“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到密州，“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超然台记》）到黄州，即喜“黄州山水清秀，土风厚善，”说自己“亦黄州人也”（《书韩魏公黄州诗后》）。在惠州，“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即使在海南，他也说“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
苏轼有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黄州、惠州、儋州作为自己一生功业的代表，绝非是对自己被贬逐岭南、海南之地的自嘲，而是把贬逐之地作为磨练自己意志的场所，在这里，他的人格才得到了真正意义的升华。
处厄无怨，积极处世，这是一种难得的儒家士君子风度。“士以气为主”“士君子以道事君，以道义为支撑，必然培养为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士存高气，则包含宏大，胸节迈伦，有独立不倚之人格。”
2,以儒为本，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苏轼对儒释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
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实现太平治世，确实是苏轼一生的追求，历尽磨难而痴心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佛老思想又不时冲击着他的信念，涤荡着他的灵魂。
不可否认，苏轼词中确有为数不少的篇目流露出讴歌醉酒、感慨成败、向往归隐生活的思想。“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那于俯仰间，用此委曲情。”（《次丹元姚先生韵》）“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浰阳早发》）“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和孙志举》）“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满庭芳》）等等，皆透漏出似乎无法排遣的看惯荣华变故、虚无遁世的思想。
其实，成长在儒释道多重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文人，对儒释道的接受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如李白的傲岸狂放中却间杂着无法实现功名抱负的苦闷，王维在“致君尧舜”的理想受屈压之后对佛教的皈依，..这样的例证举不胜举。在波澜层生的仕途，宗教是古代仕人精神的慰安之所和灵魂的憩栖之地。
因此，苏轼对于佛老思想的兼容并取恰恰是其文化人格完美的体现。曾枣庄先生说：“苏轼虽然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失意后，但是他的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儒家思想。他吸收的释老思想，主要是吸收的他认为与儒家思想相通的部分。”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向往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也曾批判过释、道思想。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他说：“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特别指出了佛老思想之虚空以及对“人主之名器爵禄”的极大危害。但在他处于逆境，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于实现而又遭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佛老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其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如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
苏轼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自有其相通之处。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上清储祥宫碑》）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肯定南华长老“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南华长老题名记》，即认为出世的佛家与入世的儒家实际是相通不悖的。当然，他扬弃了一般学佛、学道者的玄虚莫测，又吸收了佛道中比较切近人生实用的一面，他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于玄虚缥缈中去求一种简易、粗浅、实用之美，这是苏轼学佛老的独特的审美态度，也是他能将三家思想巧妙变通，不拘一格的具体体现。
但苏轼学习和吸收佛老思想的总的倾向，并不是为了避世，而是追求一种超世俗、超功利的人生品味。他在《答毕仲举》中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这里讲的“静”和“达”，就是一种褪去了世俗人生名利得失、荣辱贵贱、忧喜苦乐之后的境界。具体说来，这种境界就是“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和陶王抚军座送客》）或曰“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黄州安国寺记》）。您看到的这篇文章拷贝自我爱语文http://www.52yuwen.com（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分类最细的公益语文教学网站）。
这种升华之后的境界，即是本我、真我。《前赤壁赋》中那“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和《后赤壁赋》中那“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的境界既是道家的超脱世俗思想的流露，更是儒家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突出体现。前后赤壁赋里的超然物化，凌虚御风借助的是道家的一般理想，表达的却又是儒家的太平治世理想的至高境界。尤其《前赤壁赋》中写到了客与我的对话，更能看出儒家理想与佛道思想的斗争、融合。实际上客和我，只不过代表了作者思想矛盾的两个方面，主的思想就是儒家的积极人生态度，而客则是佛道兼有的综合体现。最后作者总结出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的人生哲理，是融合了佛道的儒家思想的升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客喜而笑”，最后与我“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就是主客融合，两个矛盾斗争体巧妙的合一。因此，心结顿释、豁然开朗，从而达到了个人审美的自觉理性效果。
也许苏轼自己的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更能代表他的心境，对待政治风雨和自然风雨一样，忘怀个人得失，于闲庭信步中尽显潇洒自信。这才是真正的苏轼：有个人矛盾得失，然总能从冲突中顿悟、超越自我的苏轼。因此苏轼在儋州的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 (海》）便不难以理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等人的文化品格多有钦慕借鉴。然苏轼于与此四人比较，屈子幽怨苏子潇洒，谪仙狂傲坡仙平易，子美悲而子瞻乐，渊明遁世东坡务实。原因是苏轼能够始终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立世准则，总不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不断地自我反省，坦然面对挫折与坎坷。在人格的磨砺方面，显然也更自觉。屈原爱国忠君之心天地可见，可是他以牺牲自我生命为前提，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李白彻底任情任性，傲骨不更，无法实现由个体文人向士君子的角色转变；杜甫忧国忧民只能在诗里体现，不能真正入世改变当时的时事；陶渊明则把自己完全沉浸于园林风光中，与其说他是归隐，不如说是他在逃避社会，营造个人桃花源。换句话说这四人皆为君子，而不是士君子，独独善其身而不能兼济天下。文人自古以来的弊病，就是只会为文，不会为官。而要是博取了功名为官，又很少像苏轼那样保持独立清醒的政治人格。如若有，一遇政见不和或权力威胁而被贬，则郁郁寡欢，一蹶不振，难有实绩。苏轼的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被贬，也刚而不馁，不似屈原之激愤哀怨忧愁缱绻，也不似韩愈那样“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迷茫凄惶。儒家思想给他启悟，让他觉醒，一遇挫折，佛老思想给他最大的安慰，但是他并没有沉寂如陶渊明，陷入其中，而当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与儒释道一经融合，苏轼便很快从困境中解脱。这种融合使得人物文化人格呈现出独特的美。
苏轼自觉继承儒家入世思想，借佛道而超之，其奋厉有为，独立不惧、直道而行，归而不隐、老当益壮的人格魅力已然达到了“天地境界”（冯友兰语），真可谓“雄视百代”、“挥涵光芒”，也必然对后世文臣君子的文化人格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许苏轼自己的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更能代表他的心境，对待政治风雨和自然风雨一样，忘怀个人得失，于闲庭信步中尽显潇洒自信。这才是真正的苏轼：有个人矛盾得失，然总能从冲突中顿悟、超越自我的苏轼。因此苏轼在儋州的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 (海》）便不难以理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等人的文化品格多有钦慕借鉴。然苏轼于与此四人比较，屈子幽怨苏子潇洒，谪仙狂傲坡仙平易，子美悲而子瞻乐，渊明遁世东坡务实。原因是苏轼能够始终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立世准则，总不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不断地自我反省，坦然面对挫折与坎坷。在人格的磨砺方面，显然也更自觉。屈原爱国忠君之心天地可见，可是他以牺牲自我生命为前提，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编辑本段]【苏轼生平】
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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