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夫妻间“见死不救”要解释为“犯罪”

——经济分析的视角哈丁 有句话叫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若又是举手之劳，只需很少代价，那就更不用说了。无论经济逻辑，还是道德直觉，都赋予其无上的正当性。尽管有不少人呼吁将“见死不救入罪”，但对于陌生人间的见死不救，仍只有部分国家通过法律予以干预，且此类法律也很少被具体实施。我国和英美刑法都无此规定。 但对于夫妻间的见死不救，我国司法实践却以夫妻间存在特定照顾、救助义务（婚姻法的用语是“相互扶养”）为由将其解释为“间接故意杀人”。且有的学者还从德国法学中找到了法理依据，那就是处于“密切的社会群体关系” 中的人们之间存在相互的“作为义务”。这种义务类似于消防员对处于危险火场的人的救助义务。而夫妻显然属于典型的密切社会群体关系，因此他们之间有相互的作为（救助）义务。 然而无论是基于法律直接规定的救助义务，还是根据“密切关系”推出的救助义务，这里的理由都是“规定性”的，而非解释性的（这里的“解释”是指提供一个理性基础，而不只是文字游戏或修辞）。它们并没有阐明为何法律要规定夫妻间的救助义务，或者为何密切群体关系成员间应负救助义务。“密切社群关系”也充其量是一种范围界定、描述与修辞，而够不上解释性理由。于此，我赞同一般陌生人间的见死不救不应入罪，夫妻间的见死不救应解释为“犯罪”。但它真正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其理由肯定也不是那句广为流传的“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现实中法律跟道德存在大量重合。前者不入罪，将其入罪的国家也未严格执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的干预不但实施成本很高，还很可能会对人们的行为带来意想不到的错误激励。举个例子，我是游泳高手，坐在岸边晒太阳时，看到一个刚才还游的不错的小伙子突然开始喊救命，我不但没救助，反而转身走开了。法院能否定我“见死不救罪”呢？似乎很容易，但恐怕没那么简单。我可能抗辩说：当时，自己误以为那小伙子是在恶作剧，逗岸边的漂亮女孩子（甚至可能是女朋友），自己离开是为了提供方便。即使这是虚假的，但法院又如何知道呢？更何况，我还可能真的“误以为”。很多情况下，是否真的“见死不救”是很难弄清楚的，法院面临着高昂的信息成本。事实上，有很多好似“见死不救”的行为，真实原因都在于“多元无知”状态下人们不确定自己该做什么或如何做是恰当的，而非单纯的冷漠。而且，若社会存在信任危机，则会增加救助风险，从而削弱不救助的可责难性。甚至有些地方，夜间马路上，车灯照见一人躺在路边，司机贸然停车救助可能是很危险的，等待他的可能是劫匪的圈套。同时，如果经过危急现场没有采取行动，就会招致法律官司；即使最后被判无罪，这也是一项很大的麻烦，更何况法院并不是那么准确无误。如此，人们为了避免惹上麻烦，很可能会小心的绕开危急场合（甚至包括疑似的），这样一来，反而会进一步减少遇险者获得帮助的可能。恰与法律介入的目的背道而驰。此外，法律介入还很可能会破坏重要的道德规范与信号。没有法律威慑，救助者出于道德感而行动，就向人们传递了他是好人的有效信号（这独立于行动者的主观意图）。这一信号是极具价值的，甚至可爱的女孩子会据此找到心目中的英雄。若法律介入，人们就弄不清救助者到底是基于道德感还是害怕法律惩罚了。简单的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法律介入一般陌生人间的“见死不救”，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存在很多意想不到的不可欲的后果。这也再次印证了那个道理，并不是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应该、都能够用法律来干预。很多情况下，容忍可能是我们更好的选择。然而，以上法律介入可能导致的问题，在“密切社群关系”的人们之间，典型的如夫妻，却不再存在或没有那么严重。因为这些人通常彼此极为熟悉，信息对称，对情形的“误解”变得不太可能。而且救助的风险也基本不会存在或变得很小。强制救助也不可能带来那么严重的负面激励。陌生人会刻意绕开危急现场，夫妻却要天天生活在一起，除非分居或离婚（此时他们开始重新趋向于陌生人关系），而一旦如此，其他亲人可能就会加入进来。这样一来，把夫妻间的“见死不救”解释为犯罪，就具有了后果上的正当性，会带来更多的救助，但不会有其他的负面后果。此时法律介入的收益超过了成本。这才是区别对待陌生人间“见死不救”与夫妻间“见死不救”的最根本的理性基础。法条规定与解释的正当性归根结底源于此；“作为义务”、“密切社会群体关系”充其量是一种“规定”、描述与修辞，其深层的正当性也同样源于“后果主义”的经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