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勤奋，敢于展示自我。
7月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康毅滨来上海讲学。他负责该系在中国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学生(其中绝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等国内知名学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扭曲给学生带来的困扰。
“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康毅滨在接受访问时说。
什么样的学生被淘汰?
每年一月底，康毅滨就要从系里抱回一大包资料仔细看——里面是所有申请普林斯顿生物分子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
每年，该系每年大约招收25名本科学生攻读博士，系里给康毅滨的“中国额度”3-4个，而他收到的申请约有七八十份。
4%左右的“成功率”。
每个“申请包”主要有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以及推荐信。康毅滨把它们分成“定量”和“非定量”两类。
分数他看得很仔细，但那些“非定量”的东西却能告诉他更多。
一个记者问他：“个人陈述”有什么用?
康毅滨：就是说说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为什么想来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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