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对国家的意义？举列说明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这是它的价值所在。它是客观形成的，是确凿的原始材料和历史证件。“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
档案是国家的财富，是人类记忆的重要载体。一个国家保存的档案年代是否久远、数量是否浩瀚，是这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研究和探索档案价值的本质和特性以及实现档案价值的规律性，是档案学理论的重要课题。档案价值论的建设，不仅对档案学理论发展和档案工作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而且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档案价值论，以档案价值现象、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本文主要由三个理论部分组成：
一、档案价值本体论
档案价值本体论是档案价值理论体系的基石，是研究档案价值本身的存在及其方式和状态、特点、性质等的理论。该部分主要包括以下研究内容：
（一）档案价值概念及其内涵
档案价值是档案这一客体对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所具有的凭证和参考意义。档案价值概念具有以下内涵：第一，档案价值概念明确了档案价值的主体、客体以及档案价值的根本来源、连接档案价值客体与主体的中介物——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档案价值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的档案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它是通过档案与人们主体需要的关系得到体现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产生对档案的利用需要，另一方面又联结档案客体和主体及其需要，使两者相互作用，从而把潜在的价值关系转变为现实的价值关系。档案价值，即档案客体对主体的凭证和参考意义，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并且也最终是社会实践活动促成了档案价值的实现。第二，档案价值是档案客体和主体之间的特定关系，是档案属性与主体需要的统一。档案价值作为“意义”或“作用”，不是一种实体概念，而是一种关系概念，表示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客体——档案及其属性，是档案价值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无所谓档案价值；主体及其利用需要，则是档案价值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因此，档案价值既不是单纯的档案客体的属性，也不是片面的主体的属性，而是档案客体的属性与主体需要的统一，体现为一种意义或作用。第三，档案价值是档案客体对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所具有的凭证和参考意义或作用。
（二）档案价值的根源
档案价值的根源就是社会实践活动，这种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一方面形成了人类的历史记录——档案文献，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主体对档案文献的需要，而正是这两者产生了档案价值。社会实践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得以形成和实现的现实基础和中介。社会实践活动是决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的基本方式，是档案价值的根本来源。
（三）档案价值的性质
档案价值的客观性。档案价值的客观性主要是由档案及其属性、主体及其需要以及联结档案价值客体和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决定的。
档案价值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档案价值的绝对性，主要是指档案价值是无条件的、绝对存在的。档案价值的相对性，主要是指档案价值的条件性，即档案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因客体、主体、时间、空间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档案价值的惟一性，是指档案价值这一事物独一无二的自我完整性和独立性，是其他事物所无法替代的。
（四）档案价值形态
档案价值形态，就是指档案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档案价值形态实际上就是指档案的具体价值或具体的档案价值。
1.档案的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
档案的利用价值，是从档案的具体有用性而言的，是指某一（或一部分）档案对具体利用者的具体（特定）意义或作用。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价值微观化的表现形态。档案的保存价值，是指档案是否具有保存的意义。档案的保存价值在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的具体反映或形式，是以保存时间长短体现出来的。
2.档案的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
档案的现实价值又可以称为现行价值，既包括档案对其形成单位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现实利用价值，也包括对其他单位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现实利用价值。档案的长远价值，是指某些档案的利用价值其时效性可以扩展到遥远的未来，具有长远的保存和利用价值。

举例:
史书和地方志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进行政治斗争不可缺少的材料，编史修志是我们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编史修志最可靠的材料也是档案。所以说档案是进行历史研究和编史修志的第一手史料。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这两部我国古代的名著，编修时都大量地利用了档案史料。
《史记》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其中就要有书籍，档案:
　　一、书籍
　　元封三年司马迁任太史，至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出狱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司马迁先后任太史公、中书令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得以广泛地接触到各种文书档案，这在《史记》中有明显的反映。
　　譬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侯国国名、侯功、户数、始封年月日、益户、徙封、莞嗣、诛兔、侯第等，非常具体:《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诸侯王的始封、徙王、入朝、除国、诛灭、自杀、莞嗣、溢号等，详尽且系统:《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诸篇，记载侯国基本情况，亦颇详明《惠景间侯者年表》云“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长沙王者，著《令甲》”。作者所读史料，都属于国家档案一类，《史记》王侯诸表，应是依据这类资料整理而成书籍。司马迁自幼受其父的影响，博览古籍经书，无所不读，可以说，凡汉代以前古书，如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主要来源。《六国年表》序言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从这段文字可知，诸侯史记也是司马迁着重阅读，获取史料的来源。秦火之后，诸侯史记基本上都己损失，但无疑这些资料对司马迁创创《史记》是至关重要的，故而司马迁曾专门外出寻求诸侯史记。据卫宏《汉旧仪》云:“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虽原始史料与现在《史记》中所记内容有所出入，但那都是经作者改写熔铸而致。资料来源于诸侯史记是确凿的，孙德谦曰:“《史记》本纪、世家，其间多有称‘我’者，如:《秦本纪》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吴世家》‘吴伐楚，楚败我师’，诸如此类，或以为史公删之未尽者，不知既用旧文，当留存之，有不必刊削者也。盖周时列国诸侯各有国史，一国之史言‘我’，所以别于人，故谓之‘我’者，为其国史之旧可见矣。”父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录各国事件时，常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我们从中不难断定主方和客方，因而确定作者是依据哪国史记来写定这些文字的。
　　在阅读诸侯史记之外，司马迁还广泛阅读了其它书籍，这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有明确的说明。如《三代世表》中说“余读《谍记》，皇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皇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攘直列传》中说“余读《司马兵法》，阂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竞其义”:《五帝本纪》中说“护观《春秋》、《国语))"《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降》等等。
　　二、档案
　　司马氏家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父职《太史公自序》云:“(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铀史记石室金之书”铀，是缀集的意思:石室、金，都是国家藏书之处太史一职，为司马迁充分利用国家图书资料提供了便利。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救命、记功册，臣下百官的书奏议疏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今》，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随书·经籍志》云:“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太史公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秘府藏书丰富，司马迁可以自由翻阅查检，这是《史记》能够顺利撰写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游历
　　为了著《史记》，其游历是极其丰富的《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游于沉、湘:北涉注，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都、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邓、竿、昆明，还报命”可见太史公游历范围之广。从《史记》各篇来看，太史公到过的地方也是非常多的。如《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岭蛔，北至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适长沙”:《龟策列传》中说:“余至江南”:《伯夷列传》中说:“余登箕山”:《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同时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弓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王国维云:“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史公的游历，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扩大了见闻范围，这为完成《史记》创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四、见闻
　　《史记》中所载的一些内容，是作者亲身经历所得的材料司马迁所任太史公、中书令二职，地处枢要，侍从皇帝左右，有机会参与一些重大的事件。如《封禅书》载:“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至，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其事秘，世莫知也。”文中指出:神君之事极其秘密，“世莫知”，而作者却对神君的言沦，行动了如指掌，这其中的原因司马迁在《封禅书》的赞语中为我们作了解释:“太史公曰:余从巡驾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沦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据此可知《封禅书》所记载的内容也与作者亲历有着很大关系。
　　此外，《史记》中所载的有些人物是与司马迁有过交往的。如《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张释之冯唐列传》云“(冯)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田叔列传》云“仁与余善，余故并沦之” 这些从见闻中得来的材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固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我国具有悠久的编修史志的传统，内容之丰富，卷宗之浩繁为世界各国罕与伦比。据有关学者统计，我国历史地方志有一万多种，达十万多卷。我国编史修志之所以发达，与利用了大量的地方档案史料是分不开的。档案史料是编史修志的重要依据。
　　
我国当代史学者在研究清史过程中，大量地利用明清档案中的清代录副奏折、朱批奏折等各种史料，保管明清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利用馆藏档案编纂了一部大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