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写人的成就表现有哪些？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而且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司马迁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这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早在先秦时期，以叙事为中心的《左传》和以写辞令为中心的《战国策》等，都写了一些人物，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无疑给《史记》以巨大的艺术影响。但是《左传》、《战国策》等书的目的在于写事，而非写人。因此，要追溯我国写人文学，甚至明确说到中国小说戏曲的始祖，就不能不首推《史记》。和先秦的历史散文相比，《史记》的写人成就表现在：其一，《史记》扩大了写人范围，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人物。《左传》、《战国策》所记载的人物，基本上侧重在政治、军事方面，而《史记》则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方士、倡优，旁及少数民族首领、农民起义领袖等，凡是活动在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年历史大舞台上的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记载、都有描绘。一部《史记》，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有一百多人。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往往代表了社会上的某一类人，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有的达到了一定的典型化的程度。如杜周、张汤是酷吏的典型，郭解、朱家是游侠的典型；聂政、荆轲是刺客的典型；邓通、李延年是佞幸的典型；淳于髡、优孟是滑稽的典型；石奋是恭谨小心的官僚典型；叔孙通、公孙弘是阿谀逢迎的典型；张释之、汲黯是刚直官僚的典型；廉颇、韩信是良将的典型；樊哙是勇猛的典型;张良是权谋的典型。此外如项羽的直率、豪爽，刘邦的狡诈、无赖，吕后的嫉妒、残忍，屈原的耿介孤高，勾践的卧薪尝胆，伍子胥的忍辱报仇，范蠡的功成身退，魏公子的礼贤下士，鲁仲连的见义勇为，李斯的自私自利，等等，也都是很典型的。另外，司马迁还注意写出同类人物的差异之处，而且写谁像谁，不见雷同，都是独具风采的“这一个”。如同为帝王，汉高祖的无赖，汉惠帝的软弱，汉文帝的仁厚，汉景帝的刻薄，汉武帝的多欲，写得各有各的特点。同为谋臣，范增性情暴躁，事不成则好怒；而张良则沉着镇定，临事从容不慌。司马迁把两个人的面目写得各异。同为战将，白起直言得祸，疏于自全；王翦则老成慎重，善于保身，也写得风姿有别。如此等等，司马迁一手写来，无不历历在目，分毫毕现。《史记》中写得好的人物，其共性与个性都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其二，突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与完整性，增强了人物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先秦的历史散文由于重点在于写事，写人是为叙事服务的，所以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要求，一般都显得不够丰满，也无法给人以整体感。司马迁则不同，他以人物为中心，因此很自然地就能够较全面、完整地来描写人物了，诸如人物的姓名、爵里、出身、家庭、主要行事、思想、性格，以及结局等，在《史记》中都有明确交代。但这样一来，又很容易变成流水账，司马迁是怎样避免这方面的毛病，而取得伟大成功的呢？这就是注意选材，注意突出重点。更明确地说，就是注意突出每个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如他写蔺相如，重点是表现他的大智大勇、先公后私的精神品质，而不是写他处理军国事务的一般才干。因此，司马迁截取了蔺相如一生中最具有传奇色彩、又最能表现人物精神的三个典型事例，即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来加以集中描写。如写渑池会把其他政事一概省去，只写了维护国家尊严一节。

这就使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格外生动、突出了。又如李广一生与匈奴进行了大小七十余战，被匈奴称为“飞将军”，畏之如虎。而司马迁只选择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次战斗：一次是猝逢千余敌骑的遭遇战，二是伤重被俘、孤身斗敌的脱险战，三是冲破匈奴四万余骑的突围战，在敌众我寡、紧张惊险的战斗场景中，表现了李广惊人的机智和超人的胆略，塑造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由于司马迁写人所选的事例典型，情节生动，故事性强，加上描写细致传神，所以《史记》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生动感人、栩栩如生的。这一点，连日本学者也赞不绝口。如斋藤正谦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