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中，西口指哪

西口是指通往北部的山西右玉县杀虎口

见下面这篇文章：

走西口的晋商

一曲山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商的艰辛与悲凉，但它没有唱出来的是晋商的成功和辉煌。

晋商的走西口是从明代开中制的实施开始的。众多的山西人把粮食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引是走西口的主要内容。明代中期之后，开中制变成了折色制，盐商分为边商与内商，许多山西盐商从边商转向内商，向扬州迁移，盐场也不仅有河东盐，还有长芦盐、江淮盐。就山西而言，盐业贸易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了。晋商从盐业转向多种经营。走西口是在北部边境从事多种商品的贸易活动，并开发这些地区。

时代与北部边境蒙古人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明朝与蒙古人有对立的一面，蒙古人不时侵犯明朝边境地区，明代要抗击，明英宗带兵出征蒙古被俘的土木堡事变，正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另一方面，蒙古人与明朝又有贸易的内在需求。蒙古人经济落后，需要各种生活用品，明人也需要蒙古人的马、牛、羊及皮毛，双方之间商机巨大。明穆宗时（公元1567-1572年），蒙古族俺答汗与明朝订立和约，在边境互立互市，这拉开了明朝与蒙古正常贸易的序幕，也开始了山西人走西口的辉煌。

西口是指通往北部的山西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山西人的经商地区包括内外蒙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新疆地区、关东地区。在明代时，有政府开办的马市。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已开马市十三处，仅万历十一年（1583年），交易马匹达4.5万匹。开放官市的同时，民市也得到迅速发展。山西人用缎、绸、布、绢、棉花、针线、米、盐、糖、果等交换蒙古人的马、牛、羊、骡、驴、羊皮、皮袄等，尤其是山西的潞锡极受蒙古人欢迎，成为重要商品。互市获利甚丰，吸引了许多山西人走西口。这种贸易在清代之后仍非常繁荣。在这一过程中，晋商实现了经营的多元化，包括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菜、绒货、颜料、煤炭、铁货、木材、烟草、马尾、人参、油、纸张、干果、杂货、铜、锡等，同时也发展起作为经纪人的牙行。晋商商业活动范围之广，为其他商帮所不及。

走西口的结果之一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这些地区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人口剧增，形成商业中心。“先后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这些说法都表明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推动作用。

在走西口的过程中山西也形成了一批富晋大户，除了以前说到的蒲州王崇古、张四维家族外，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乔家、渠家、曹家等富商都是走西口而富的。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的大盛魁一直繁荣到清末。在关东贸易中成长起来的以范家为代表的八大家，是清代著名的皇商。在走西口中富起来的山西人无计其数，山西成为明代中国之首富。

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就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张家口以西，泛指塞外蒙古

包头和山西的西面那块

西口，现在具体的意思有争议，有说是山西北部的黄河渡口杀虎口；有说是河北张家口以西。反正在清朝泛指山西以北，河北张家口以西的广大内蒙地区，如包头等地。明清时期，和蒙古人进行商品贸易，就要在口外几个定点进行，类似今天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地方设置外贸口岸一样。山西的商人要到口外去做生意，就得出关口，后来就叫走西口了。走西口后来就成了一个泛指，山西，陕西河北的商人去口外做生意，都叫走西口。

山西北部的黄河渡口杀虎口；明清时期在河北山西陕西北部设置了关口，关口以北的地方就叫口外。山西的商人要到口外去做生意，就得出关口，后来就叫走西口了。走西口后来就成了一个泛指，山西，陕西河北的商人去口外做生意，都叫走西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