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巴金《家》的分析......

两代人的目光——关于《追月楼》与《家》的分析

作者：秦宇慧

摘要：《家》与《追月楼》同是家族题材小说，由于两位作家所处的年代、各人的身份与经历不同，使这两部作品无论在精神裨还是表现手法上，都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本该就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家》；《追月楼》；巴金；叶兆言；差异

巴金，1904年出生，中国二十世纪的第一代作家。他的代表作《家》从1931年开始发表，是现代文学中旧家庭题材小说的先驱。

叶兆言，1957年出生，文学硕士，做过工人、教师、编辑。1987年完成了中篇小说《追月楼》。

将叶兆言的中篇小说《追月楼》与《家》联系起来非常容易——两部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显然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追月楼》也是以中国三十年代的一个旧式家庭为中心，通过其中的人物与整个社会相联，从而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作者在作品中设置的三个主要人物与《家》中的高老太爷、觉新、觉慧一、一对应，小说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伯祺真恨自己不能像仲祥那样一走了之。他是丁家的长孙，这个旧式家庭的一切事，都堆在他一个人身上。巴金先生的《家》当时正流行，伯祺也读过这本书，他觉得自己就是小说中的觉新，或者反过来说，小说中的觉新就是他。”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追月楼》是长篇小说《家》的缩写或仿作呢？细读作品，便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与《家》一样，《追月楼》也描绘了一幅旧式大家庭即将崩溃的图景，这个家庭表面兴旺实则内部已经开始腐烂。然而由于两位作家的身分、经历的不同，尤其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从创作年代上看，这两位作家可以说是分属“祖、孙”两代——使这两部作品无论是精神实质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

首先，是创作目的不同。

巴金创作《家》有明确的社会功利目的，即抨击中国社会中强大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并力图为青年们指出一条生存的道路。小说中所表现的是他以及他的亲友们的痛苦与呼号——事实上，小说正是写给以他的大哥为代表的身受封建专制之害的青年们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文以载道”传统的另一表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家》是一部带有强烈抒情性的“政治批判”小说。

而身处在八十年代中期的青年作家叶兆言则不背负巴金式的社会责任。这一是因为创作时间的相对遥远；二是由于叶兆言的美学观念与巴金大相径庭：巴金在青年时代是一个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治抱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他的小说创作与其说是文学活动不如说是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而叶兆言则是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文学观念中颇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追月楼》创作于1987年，正是“文化寻根文学”趋于成熟的阶段，作为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叶兆言同样希望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心理中找寻到历史发展的根源。《追月楼》正是作者表现其文化寻根观念的一部作品。小说选取了“日军侵占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当政”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然而其目的却并非是要反映当时的抗日烽火，而是要通过丁家在战乱中的动荡与矛盾，挖掘三十年代中国国民深层的文化心理，进而揭示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矛盾与尴尬。因此，我们可以将这部作品视为是一部“文化批判”小说。

其次，是对小说中人物的处理方式不同。

前面说过，《追月楼》中有三个人物与《家》中的觉慧、觉新、高老太爷一、一对应，他们分别是仲祥、伯祺和丁老先生——这三对人物的出身、经历与性格特征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两位作家的创作目的与审美态度不同，因而对这几个人物的处理方式便完全不同，他们在作品中的地位及命运变化也有了极大差异。

《家》是巴金用来批判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一件利器，于是他选取了作品中最富朝气的觉慧作为执行批判的代理人，（偶尔叙述主体有所变换，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用“第三代”的目光来审视这个即将崩溃的家族），用他的视角对全书中的人物进行描述和品评，借他的思想独白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因而，这个人物成为全书中著墨最多的人物，俨然是小说的中心。作者希望通过觉慧的思考给读者指出一条新生活的道路，但由于作者自己在创作当时也处在人生的迷茫之中，因而作品中的觉慧虽然热情激进，却缺少实在感，缺少真正的生命力度，显得有些虚浮苍白。

《家》另一个第三代代表觉新并不是作者要褒扬的人物，但他的命运悲剧却是批判封建宗法专制的有力罪证，因而作者用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笔墨仅次于觉慧。而从艺术角度而言，这个人物则堪称是全书中最成功的人物——由于觉新是以巴金刚刚辞世的大哥为生活原型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凝聚着作者对自己最亲爱人的深切痛惜，对他的刻划涓滴无遗地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最真实的往往也是最动人的——长房长孙的觉新虽然令人有“怒其不争”的痛感，但却受到绝大多数读者及评论者的关注，成为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

至于《家》中第三个重要人物高老太爷，则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的具象化。因此，这一人物开篇便处于不容争辩的被否定的地位——即，他是一个先验的被批判的客体。为此，在作品中作者极力将之塑造成一个可憎的、专制独裁的家庭暴君，一个代表整个封建阶级的罪恶典型。为了突出这一形象的“恶”，达到批判封建宗法专制的目的，作者有意无意地回避对这一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揭示，使之成为一个近乎于“类”的存在。

在作品中，高老太爷出场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大多是介绍他简单的行动，或以觉慧（作者）的眼光去评判他，仅仅潦潦几句的概括而已。如年关敬神一节，几次提到“老太爷”，但只是这样一些句子：“老太爷一出现，全个堂屋立刻肃静了。”、“依旧是由老太爷开始向祖宗叩头。老太爷叩了头就进房去了。”“克明又进去请了老太爷出来……他笑容满面地受了礼，便走进自己的屋里去了。”再如作品写到老太爷为了觉民逃婚而大发雷霆时，有一段议论：“他只知道他的命令应该遵守，他的面子应该顾全。至于别人的幸福，他是不会顾到的。他只知道向觉新要人。他时常发脾气，骂了觉新，骂了克明；连周氏也挨了他的骂”。这段评论显然是把高老太爷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在进行抨击了，在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觉慧式的愤慨，但更应该把它当作是作者对他所憎恨的封建制度的统治者的抨击。于是在这样的描写中，“高老太爷”成为一个“类”的符号；并且，在小说的大部分时候，他是处在这样的地位的。

经过这样地人物塑造，《家》的确完成了政治批判的目的。然而，在这一批判目的完成的同时，高老太爷的形象却不免因而显得有些单一、扁平。虽然由于作者难以完全抛却与祖父的亲情，因而在某些地方流露出对这个人物复杂的感情色彩，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矛盾性和立体性，但却并未达到挖掘人物的应有深度——就一部巨著来说，这不免是一件憾事。

相比之下，《追月楼》对人物的设置要冷静客观得多。

《追月楼》的创作目的是以历史的目光去审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状态。由于作品不承担为当时读者指出生活道路的社会责任，故而其中较少地掺杂作者本人的主观态度，显得更冷静，批判的范围也更广泛。作者几乎是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将作品中所有的人物笼罩在批判的目光之下，对他们进行冷静客观、略带调侃的剖析。

在这种“文化批判”的主旨之下，作者着重刻划的都是一些在乱世中心态矛盾的知识分子形象，如丁家的大女婿、大学教授明轩，追求八姑娘婉的临时政府教育次长少荆等，并理所当然地选择小说中最具历史深度和文化深度的丁老先生作为最主要的人物，亦即小说的“批判客体”。

小说中的主人公丁老先生的生平如下：“享年七十三岁，南京人，同治时生，光绪年间进士，参加过同盟会，殁于民国二十九年。”，他是汉人，但当过清人的小官，并因脾气倔强曾被人参为新党而避难日本，并因此娶了一个日本妾室。日本人占领南京后，他立志守节，不下“追月楼”一步。最后因与追求自己女儿的“汉奸”、自己过去的学生少荆的冲突而气得大病一场，不久去世。

高老太爷虽也是科举出身，然而他身上所表现出的文化人的色彩，显然远远不及丁老先生。这是因为叶兆言的创作主旨，正是要通过丁老先生的一言一行，来展露他的内心世界，从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深刻印迹，故此小说中着重强调了这一形象身上的文化色彩。

丁老先生是一个在个人生活与文化精神中都充满矛盾的人物。作为前清遗老，他信守礼义道德，并教导自己的子孙力求为人身正，但他的道德宣言与他一夫多妻的行为显然构成了矛盾——甚至到了民国已经在法律上废除一夫多妻制后，他依然娶了年纪比自己小了近五十岁的少女小文。以至于他三十岁孀居的女儿有如下想法：“不知怎么的，婉一想到自己有一位可以做母亲的大姐婕，有一个比自己儿女还小的妹妹妙，便有一种堵在胸口的滑稽之感。”这滑稽之感想必来自于七十岁道貌岸然的丁老先生居然仍然在“制造”儿女这一事实。

中国文人，尤其是正直的中国文人，历来需要找到一个精神的立足点（守节的根本）以支撑自己做为文人的自信与傲骨。丁老先生的立足点是“民族大义”。丁老先生在日军进逼南京时抱定了与倭寇不共戴天的决心与信念，于是这个信念使他活得有生机、有目标、有价值感。为了这个信念，在日军攻陷南京之际，丁老先生死守在家中不到德国人的中立区避难，以示“气节”；在南京平静后，他又写感怀诗、记沦陷日记，使家人颇为惶恐。有这些爱国举动为前提，当丁老先生觉得身体健朗大胜往年，而且居然重生了黑发时，“想来思去，”便得出结论：“终是养浩然之气的结果”。然而少荆对他“以汉人之身却甘为满清官吏”这一事实的指斥却瓦解了他标榜的“节”的根基，使他不得不正视到自己所谓“守节”的尴尬，于是丁老先生失去了精神的立足点，精神一蹶不振：“一头花发的光泽都没了……那眼珠子也失了神……再也不记日记。他成天懒懒地坐在那，懒懒地晒太阳，懒懒地打瞌睡。……没有人知道丁老先生在想什么。他好像什么都不想，又好像什么都在想。”，并在不久便撒手人寰。

丁老先生“气节”的尴尬不仅体现在基础的松动上，而且也体现在“气节”的表现方式上。他只能以最为无力的方式“守”节，唯一自矜的“反抗”是写几首感怀诗、沦陷日记，至多是给自己当了汉奸的学生写一封绝交书。如果说对丁老先生应该念其年纪不可奢求的话，那么他的次孙仲祥的作为便为之作了补充：他本来对抗日表现出高涨的热情，然而一旦在前往内地的途中被女友抛弃他便丧失了所有激情，回到原来自己鄙视的旧家庭中，堕落为一个酒鬼和败家子，这充分显露出此类青年所谓精神信仰的盲从性、脆弱性及行动上的孱弱。而这种面临强敌的“务虚”正是中国嬴弱的根源。

做为一家之长，丁老先生的尴尬与无奈还表现在他力求“礼仪为上”的大家庭实际上充满勾心斗角上：在作品中，他的妾室小文与长房刘氏、刘氏与前妻遗下的几个儿女之间随时都在明争暗斗，事实上，丁老先生不过是活在欺骗甚至是自欺的和平表面下。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丁老先生并不是一个在人格上特别值得指责的人物，甚至在许多方面，他身上还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正直与气节。作者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做为自己的批判客体，显然其意并非要否定“丁老先生”这个单纯的个体，而是把批判矛头指向了积淀在丁老先生头脑中的某些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如男权的专制、精神信仰的自欺、行为的务虚……作者的目的是为了指出这些传统文化的弊端对中国社会负面影响，而不是为了对丁老先生做个人道德的评判。

《追月楼》将最主要的笔墨都用于对丁老先生这一极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性格的刻划上，通过对他深层文化心理的无情揭示，展示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客观因素。作者在这些描写中并未加入自己的主观分析，但抽丝剥茧展露在读者面前的各种细节自然能令读者最终得到自己的结论。

至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则大都是对丁老先生文化形象的补充。如第三代的仲祥，虽然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与觉慧同样表露出“为国为民的激进”，然而作者将之刻划为世家子弟追求时髦与刺激的一时热情，这种热情难以承受现实的艰辛与挫折，因而仲祥的结局与觉慧是截然不同的——觉慧终于逃离“家”，而仲祥则再次沉糜于追月楼，堕落为一个真正的纨绔子弟。可以说，仲祥的堕落是丁老先生一类传统知识分子软弱的文化性格的延伸，对这个人物的刻划，表现出作者对这一类青年子弟性格心理的深刻理解，也表露出作者作为一个历史旁观者对历史解剖的残酷。

对丁家长房长孙伯祺的表现，在小说中用笔更少。他的身上也体现着犹豫、妥协的矛盾，然而却不再具有觉新式典型的悲剧性——这当然是由于作者批判重点的转移——与觉新相比，这个人物更平庸，也更常人化。

综上可见，由于两位作家批判重点的差异，对作品中人物的处理完全不同。他们都选择最适合表现自己小说主旨的主人公，来做为全文的结构中心。

再次，在小说的结构形式上，两部作品的叙述视角和语言风格不同。

巴金的小说是难以抑制的生活激情的外泄，是他表达对社会见解的一个渠道，因而作品具有浓郁的感情色彩，行文时经常出现作者不加克制的主观表述。同时，由于巴金并未经过较正规的写作基础训练，这部小说又是他早期的创作，因而叙述语言有时显出稚拙的味道。同时在当时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小说中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带有一定欧化的印迹。

而家学渊源又经过正规学院教育的叶兆言，在小说的语言运用上则显得成熟老练，而且不乏张爱玲式的苍桑感。

在对这个表面和平实际充满矛盾的家族的表现上，叶兆言运用语言的功力充分表现出来。小说采用了新写实主义的典型语言风格：作者以自始至终不动声色的叙述，事无巨细纯客观的近乎日常生活实录的流水帐笔法，将这个家族的生活状态原封不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整个小说的叙述平淡自如，作者对人物的行为不置一辞，但却在对看似无关紧要各种琐事的平和叙述中暗示出其下潜藏的实际冲突，一切全凭读者的领悟。这种不温不火的老道，不由不叫人叹为观止。

例如小说中写到孀居在家的八姑娘婉即将与正在汪精卫手下发达的少荆结婚，不由得暗暗欢喜。于是有了下面一段：

“九姑娘娈和十姑娘嫘回娘家，看着八姑娘（同父异母）小汽车进进出出，都怨自己嫁人嫁得太匆忙。刘氏（她们的母亲）平白无故地受了好几回气。

丁老先生不知怎么知道少荆做了次长。丁老先生突然知道未来的女婿是大汉奸。丁老先生大发雷霆。丁老先生差一点气死过去。丁老先生把明轩（弟子、女婿，少荆的朋友）臭骂一通。丁老先生想勒死婉。丁老先生看着丁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顺眼。”

丁老先生的脾气发得是否夸张，是否有做给人看的嫌疑，且不去说。但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丁老先生是怎么知道内情的呢？两个段落之间并无说明，作者未加丝毫评论。至于到底谁做了手脚，即使哪个丁家人知道了也是不会公开指出来的。这是丁家大宅中的一段无头案，不可说。

至于人物对话方面，叶兆言比较注重口语化的运用，而且不同身分性格的人物也分别有自己的语言特点。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家》和《追月楼》都并非是其作者最上乘的作品，但表现同一个时代、同一种题材的两部小说，由两代作家写来竟有如此大的差异，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只是由于笔者见识鄙陋，无法更深入地分析，因此呈现给同道者共同鉴赏——这未尝不是一件乐事。

----------------

巴金的文章，我认为很注重心理描写，看家的时候，觉得有很多深思的地方，值得研究

我初中就看过了现在有点印象不深了，但是很好

我觉得巴金没什么好，自己写好就可以了。

　　所写故事、人物、场景、园林的幽与美，梅花的色与香，缺乏阳光的古屋，连吐在地上的浓痰，读者不但熟悉，并且有好多东西，直到今天还附在父辈和自己的身上。
　　“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个人的觉醒，之后是个人从休戚相关、福祸与共的大家族的束缚(在悠久的年月安是中国人的安乐窝，在新时代的风暴里则成了牢笼)挣脱出来，面对国家和社会。《家》给予这一从旧到新的变革提供了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这一大变革到今天已临末期，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因此这部书的火焰还没有熄灭，许多读者还可以从《家》里拾取自己的哀欢。
　　假如我们单从题材的风上，变革的典型来肯定《家》这部小说，未免太不公道，太轻视它了。其实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大多数的小说，都在描写上述的变革，可是为什么《家》独拥有最多读者，而且历久不衰呢?我们必须化点功夫去探求。这里先概述一下全书的梗概。……
　　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江东去的秋水，他写道：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
　　这一开头一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之后，使人不能立刻离开书中的世界。
　　《家》虽然有不少缺点值得推敲，却不愧是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名著，足以和其它诸大家并耀争辉。
　　《家》的主要缺点是通篇缺乏艺术锤炼。我手头的这部《家》，是一九五一年的修订本，已改去“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及“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可是若干章节读来仍感到难以下咽。总括说来这部小说，描写和叙述参半，“难以下咽”多在叙述的部分。许多对话，太急于表达思想，而失去口语的活气和韵味，读来好象听演讲。
　　这些缺点与当时巴金的文学观点有关。他无数次的表白：“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我不曾读过一本文学的书。”又：“我不是为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可知他对文学的粗暴和轻蔑。这当然是一种无知的幻稚。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写小说，只要你当做文学作品出版，投进文学的世界，你就要受艺术尺度的衡量。
　　正因为在写《家》时(当时二十八岁)，巴金还对文学这样蒙昧无知，居然写出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可见他天赋之高。这部小说的魅力在左列几点：
　　(一)作者抓住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焦点，抓住在变革中旧和新的人物典型，同时用一连串的典型冲突事件，表达了变革“激流”的澎湃。《家》是激流年代的一首长歌。换个方式说，《家》的角色、情节和主题三者的配搭甚是匀称、和谐。由于整体的结构完整，遂使部分文字的生涩和粗糙显得有重要了。
　　(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小说，十部之中有九部，在写作时都怀有一个文学以外的目标，巴金也未能免俗，但是《家》是为纪念他大哥写的，他必须放下自己的“目的”，尽量接近真实。因此成为一部人情味最纯、生活味最浓的小说。
　　(三)巴金一九五一年在《家》的《后记》最后一行写道：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满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家》尤其浓厚。这种气息反映一颗单纯的心灵，读他的小说，你毫不感到是在绞汁写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呻吟出来的，是自然的天吁。这不是艺术，而是天赋。如他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四)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具有同样意思的话重复了三次：(1)：“这里面有爱，有恨，”(2)“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3)“……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他在其它作品中，和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中，无数次的重复类似的话。读者或许误解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不，他是爱得深，恨得浅，爱得如火烧，恨得如雪融的人。换言之，他爱得认真，恨得软弱。这因为他的恨根源于爱。因此在《家》里，我们觉得可爱的人十分可爱，可恨的人只感到可悯(含有同情的怜悯)。这里使人记起“哀而不伤、怨而有怒”那两句话，《家》具有这两种恰到好处之美。